排斥，于是孟轲声言：“勇敢善战的将领，应处死刑。能广结盟国的外家，应处次一等的刑。垦荒拓地的移民，应处再次一等的刑。”

孟轲这段话，可能是对某一种特定的事有感而发。但一旦实行起来，结果将是一种悲惨的场面，那就是：为国家图富强，为民谋福利和为抵抗侵略，捐躯战场，折冲国际的英雄和外家，都成了民贼，要被铲除。

崇古是儒家的中心思想，既是目的，也是手段。九十年代时，滕国（山东胜州）国君姬定公逝世，他的儿子姬文公即位，向孟轲请教：他应该为他的国家做些什么？孟轲指示姬文公首先应该“服三年之丧”必须为死去的老爹穿三年孝服，在此三年期间，不准吃饮酒，不准听音乐，不准跟妻子同房，不准参加任何社活动，不准处理任何公私事务——这一项最重要，一处理公私事务，便是功利，不是仁义了。更不准从事任何劳动，只准穿粗布衣服，盖粗布被。睡在地上或木板上，专心专意的悲哀，最好是悲哀到骨瘦如柴，吐

鲜血，或昏迷不醒。这种行为被称为“孝道”是达到仁政的必要步骤，也是仁政的具体表现，国家由此即可治理。

但孟轲的基本思想是民本主义的，他严厉地谴责君，他认为君并不是君主，而只是一个“独夫”民推翻他、甚至杀掉他都是合理的。——孟轲这种突时代的主张，曾引起以后很多帝王的不悦，直到纪元十四世纪末叶，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还为了孟轲这种激烈的思想，大发雷霆，下令把孟轲逐出圣庙。

孟轲卓越的贡献在于他强调经济成长的重要，认为经济衰退，道德即跟着衰退；道德衰退，社会秩序即不能维持，国家即受到伤害。政府和君主的第一桩重大的责任，是使民安居乐业。如何使民安居乐业，孟轲提出“仁政”他主张尽量少用刑罚，尽量减少赋税，使民安息。他厌恶他所处的战国时代，希望回到古时候儒家学派所称颂的伊祁放勋和姚重华时代。

孟轲在下世纪（前三）初逝世，跟当时大多数失败的游说之士一样，没有注意他。可是他的言论被门徒们记载，定名《孟子》大黄金时代结束后，被儒家学派尊为经典之一，孟轲才被记起来，而且尊奉到仅次于孔丘的地位，被称为“亚圣”——第二位或次一等的圣。

庄周，宋国，曾经在他的故乡蒙县（河南商丘）当过低级的地方官员（漆园吏）他跟李耳没有丝毫渊源，但他大体上尊崇李耳的学说，而在程度上更为极端。李耳的思想是逃避的，认为逃避即进攻。庄周的思想则是颓废的，认为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发生的，都是正当的。他说：“鸭子的腿虽然太短，你给它接长，它必然害怕。白鹤的脖子虽然太长，你给它截短，它一定悲哀。凡是长的不要强迫它短，凡是短的不必强迫它长。”

所以连逃避都懒得去做，而只求苟且地活下去，任凭外在形势的宰割辱弄，自己只保持神胜利。

庄周反对对任何事认真，因为世上根本没有真。他说。“我们两个争执，你胜了我，就是你对了吗。我胜了你，就是我对了吗。可能两个都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