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没有男佣的，都是花钱论钟雇。他们是卜二爷自己去站岗。

玉熹亲眼看见，回来告诉她，卜二表叔瘦高个子，戴着黑边大眼镜，扛着肩膀，扬着脸似笑非笑的，带着讽刺的气，肩上套着根绳子，斜吊着根警棍，拖在袍襟上。

“他们多，”她说，“我们不多？”她现在孙子一大堆，不过家不大清楚，他们很少出来见。

现在一提起她家总是说：“他们现在还是那冬姑娘？”憎恶地皱着眉笑着，扮个鬼脸。

“就是她一个？也没有再娶？……

几个孩子了？“

她没给儿子娶填房，比死媳更叫批评。虐待媳是常事，年纪轻轻死了老婆不续弦，倒没听说过。

她听见了又生气，这些反正总有的说，他们的语气与脸上的气她都知道得太清楚了，只要有句话吹到她耳朵里，马上从到尾如在目前。她就是这点不载福，不会像别的老太太们装聋作哑，她自己承认。

有许多亲戚都不来往了。有问起：“二太太还是那样？”

还是一提起来就笑。“怎么老不听见说？”

“她有病，”机密地低声解释，几乎是袒护地。“她是胆石。”

她有病是两便，大家可以名正言顺的不找她，她自己也有个藉。

“他们现在怎么样？”

“他们有钱，”声音更低了一低，半目夹了目夹眼，略点了点。

“现在还是那冬姑娘？几个孩子了？”

孩子太多，看上去几乎一般大小，都是黑黑胖胖的，个子不高，长得结实，穿着黄卡其布短裤，帆布鞋，进附近一个弄堂小学。到了他们这一代，当然都进学堂了。家长看不起这些学校，就拣最近、最便宜的，除此以外也无法表示。放了学回来，在楼下互相追逐，这间房跑到那间房，但是一声不出，只听见脚步响，像一大群老鼠沉重地在地板上滚过来滚过去。楼下尽他们跑，他们的父母搬到楼下住了。那一套暗的房间渐渐旧了，加上不整洁，像看门住的地下层，白漆拉门成了假牙的黄白色，也有假牙的气味。下午已经黑赳赳的，只有玉熹烟铺上点着灯。冬梅假装整理五斗橱上七八糟的东西，看见旁边没，往前走了两步，站在烟铺跟前。她的背影有一种不确定的气，像个小孩子，旧绒线衫后身往上缩着，斜扯着粘在大上方，但是仍旧稚拙得异样。

“买煤的钱到现在也没给。”她咕噜了一声，低得几乎听不出，眼睛不望着他，低着，僵着脖子，并没有稍微动一动，指着楼上。

玉熹袖着手歪在那里，冷冷地对着灯，嘴里不耐烦地嗡隆了一声，表示他不管。

一群孩子咕隆隆滚进房来，冬梅别过身去低声喝了一声，把他们赶了出去。

楼上因为生病，改在床上吸烟，没有烟铺开阔，对面没有躺着也比较不嫌寂寞。一个小丫在床前挖烟斗，是郑妈领来给她孙子做童养媳的，拣了个便宜，等有便带到乡下去，先在这里帮忙。银娣叫她小丫，也是牵冬梅的皮，有时候当着冬梅偏要骂两声打两下。现在堂子里成了发户的世界，玉熹早已不去了，本来是件好事，更一天到晚缩在楼下。

这冬梅太会养了，给家笑，像养猪一样，一下就是一窝。她这样省俭，也是为他们将来着想，照这样下去还了得？这年，钱不值钱。前两年她每天给玉熹三毛钱零用。堂子里三节结帐，不用带钱的，不过他吃烟的喜欢吃甜食，自己去买，出去走走，带逛旧货摊子，买一只笔洗，一锭墨，刻着金色字画，半只印色盒子，都当古董。自己家里整大箱的古玩，他看都没看见过，所以不开眼。三毛钱渐渐涨成一块，两块。改了储备票又一直涨到二百块，五百块。今年过年，大家都不知道给多少年赏。向来都是近亲给八块，至多十块，远亲四块。照理应当看她给多少，大房不在上海，她是长房，不能比她多给。所以她生气，那天卜二来拜年，她拦着不让她多给钱，就把这话告诉她，让她传出去给姚家这些听听，连这点道理都不懂。现在大房搬到北边去了，老九房只有儿子媳，九老太爷夫妻俩都过世了。这些亲戚本家就是老九房阔，不过从前有过那句话，九老太爷这儿子不是自己的，其实不是姚家，不算。剩下还就是她这一房还像样，二十年如一，还住着老地方，即使旺丁不旺财，至少不至于像三房绝后。大房是不必说了，家败亡，在北京，小儿又还嫁了个教书的，是她学校的老师。家说学堂的话，这可不说中了？大不愿意，也没办法，总是已经来不及了。“他们是师生恋，”大家只笑嘻嘻地说。“从初中教起的”。年纪那么小！二儿子在北京找了个小事当科员，娶的亲倒是老亲，夫妻太要好了，打牌，二少在旁边看牌，把下颏搁在二少爷肩膀上。大看不惯，说了她两句，这就闹着要搬出去住。

——还打牌！家还是照样过子。

“大太太现在可怜罗，”大家都这么说。“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