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来朝。您岂不就王天下了。”（也不知真的假的）。

孟子说：“行仁政的步骤是这样的——老吾老，以及之老，幼吾幼，以及之幼。国君护自己的家老小，对亲戚仁义，对哥们孝悌，对臣僚仁心漾，态度孝敬恭谦。这种风格推广到大臣身上，大臣也就仁义孝敬，大臣再推广到小臣，小臣没处推广，就推广到自己的老婆孩子、邻居街坊，邻居街坊再从爹传到儿子，儿子传到弟弟，弟弟传到弟媳，媳教儿子，儿子教老婆，于是全国民不断推广仁（就好像病毒在散播一样）。于是，最后国民都是好了，国家自然也就好了，国家好了，自然战胜它国，于是您就王天下了，这就仁者无敌了！”

这套用意良好的东西，真是孟子的苦心发明啊。看来，“行仁义”，不是我们字面上理解的施利于民，轻徭薄税什么的——这么理解行仁义只是说出了行仁义的一种表现方法，而没有说出它的目的。

行仁义，实际上是通过推行以“仁”为主的等待一系列道德因素，通过道德教化来治理国家的意思，把它总结成一句话也就是儒家的“以德治国”。

这才是仁政的核心意思。“仁政”就是领导通过行使仁义而起到推行仁义的作用，道德教化，最后众都仁义了，国家大治。

这听上去是个完美的理论，但实际却并不现实可行，《吕氏春秋》就贬斥这种“仁推广”理论说：“仁者能仁于，而不能使仁。义者能于，而不能使，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也就是说，你自己可以仁义，但是却难于推广给别的。因为的本，是容易走向恶的。孟子的仁义推广理论，实在是实验室里的想象，硬去推广，亲戚、小臣、大众，也只是迫不得已假作仁义来敷衍，也就是中国后来常说的“假仁假义”。真的仁义推广，是行不通的。在现实中，没有利害之柄，赏罚之劝，他是不会好好建设的。

可是孟子却说推广仁义简单的要命，比捡起一根羽毛，折掉一根树枝还容易。只要你当领导的这么做了，下面就自然跟着。但实际上真是那么容易吗？根据历史况，比如推广雷锋神和焦裕禄神，实际这么多年下来，实际有几个雷锋第二和焦裕禄第二出来？

孟子的这个理论，有两个前提要求，第一，领导本身是真的仁义的，可是我们说领导本身也是，也有私利益要去追求，他能做到绝对仁义吗？如果他都做不到绝对仁义，他怎么能把这个仁义传染和教化给下边的。第二，官僚和民众看见领导仁义了，就拥戴领导，于是自己也乐意仁义。这是建立在孟子的“本善”的前提下了，如果下属官僚和民众是本恶的，看到领导行仁义，不但不拥戴，反倒乘机占领导便宜（比如那个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就是占那个行仁义的领导的便宜），你硬去推广仁义，搞品德教化，最后只能出现假仁假义，大家作出仁义的样子骗你，实际则把黑手伸向你占你和国家的便宜。

只有解决了上述两个要求，在此之前，孟子的理论是行不通的。

而这两个要求能解决吗？我们听听康德的观。

康德认为，的私欲永不可免（私欲不可克服，不论领导还是下属），道德完永不求（很难找到或教化出来）。那么，按这种理论，康德就认为，以道德教化（推广仁义，“以德治国”）来提高大家从而建立一个幸福发达社会，是不可能的。

但是，当以民主宪政（或其它一些相对合理的社会体制——潇水）使们彼此互为制衡时，在这个制度之下，就算是魔鬼，也只能空有无限坏心却做不了多少坏事了。也就是说，民群众的普遍素质哪怕再低，也不会妨碍到民主制度的运作，进而也不会妨碍社会总体福利水平的提升。

看来，康德的观和《吕氏春秋》的观是一样的，行仁义这种道德教化——所谓以德治国，是一种乌托邦的幻想，除了假仁假义以外，并不能真正提高社会能力。有效的办法，是从体制和机制的手段上下功夫。

“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道德教化、仁义推广、以德治国、推行仁政，这些骨子里相同的概念，经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对它的可行已经有了认识了。

看来康德也是个承认“本恶”的法家类型的思想者啊。他认为，机制和体制，不怕恶，哪怕你恶得像魔鬼。而道德教化，则要求每个潜力上都能成为圣。

不知怎么搞得，“大贤”孟子一顿胡咧咧，居然受到了前所未有礼遇。齐宣王授与孟子“客卿”的高位（客座教授），重用孟子了好几年，事事请教。这对齐国算是好事还是坏事，真很难说。

由于齐宣王也学着讲起了道德仁义，而不关心治国和驾驭群臣所必须的“法”，他长期任用庶弟、大贵族“田婴”为相。田婴把持朝政，嚣张一时。

田婴死后，其子田文继承封地，号“孟尝君”。此仰仗乃父遗留下来的封地、党羽和数不尽的资财，接连把持朝政达30年之久，以致“闻齐之有田文，不闻齐有王也”。稷下学士议论纷纷，荀子斥田文为“篡臣”。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