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你不打仗，让农民们缓和富起来，富起来之后，按孟子说了，还是要出去征伐那些“不仁政”的民“冻饿”的国家，以谋求自己的王业。那么你还是打仗了，这个打仗，不还是要“夺民时”，使你的民的福利又削弱了。所以你的民也开始流于“冻饿饥寒”“妻离子散”，所以你赶紧停下不打，不打，民富宽暖饱一，你又赶紧再去打，一打，不行了，又得停下不打。如此循环，何时能完啊？这已经是我的脑力所理解不了的了，但说一下子就能“王天下”，却实在是不可能就这样能行！

所以，打仗求霸和修民养息，是一个矛盾，孟子靠后者而实现前者，是非常不通逻辑的。

那么，到底怎么才能成为众国之王呢？如果孟子这个办法不行，该怎么办呢？其实，那就是商鞅说的奖励耕战。既要积极地奖励发展农业，又要积极地对我打仗。农业的发展不是靠减少打仗这种相对“消极”的办法而获得，而是积极地用行政、土地、经济政策来促进农业，使农业发展的同时还能积极对外扩张打仗。这是一个很难的事，但是通过后来法家的实践和秦国的胜利的事实，说明它是可以实现的。实际上，周文王、商汤的最后统一天下的成功，也是这么做的，而绝不是孟子说的不打仗、行仁政、宽和待自己的民，不夺民的“农时”而获得了王天下的成功的。

孟子是一种静态的、二元对立的、消极地看待和思考国家发展国力之术，注定在当时也包括在未来任何国际竞争激励的时代，他的思路都是不对的，不有效的。

司马迁都嘲笑孟子说“迂远而阔于事。”司马迁没有说自己得到这个结论的理由，但是这个结论我看是对的。

当下之计，对于魏惠王，就是行法家的富国强兵的综合政策，包括从抑制分封等土地经济基础的革命上来动手，而不是仅仅“不夺农时”这么一个极表面化的肤浅的手段去求得国际竞争的胜利！

所以，综合来讲，“行仁政”固然不是坏事，但是财富不是在国就是在民，行仁政只是把财富从国多转向去民，但并不能增加财富总量，当你未来要扩张打仗的时候，还得把财富从民集中抽向国，总量并不怎么增加。“行仁政”行来行去，并不能怎么增加财富总量、当时的当务之急，是怎么增加财富总量，所谓富国强兵之术，这个问题全在法家的学说中来实现了，儒家孟子者流给出的办法根本不行！

孟子在魏国待了一段时间，魏惠王终于不能从他的教义中得到什么帮助。但魏惠王不如他能说，不能辩倒和诘难他。只是本能地觉得他的办法不行。

最后一次魏惠王跟孟子见面的时候，魏惠王气恼地说：“魏国，本来是天下最强国，可是到了寡手里，东败于齐，长子死焉（看来“太子申”马陵之战被俘虏后，给杀了）；接着，我在西边有丧失给秦七百里土地（含吴起的西河之地，一里比现在一华里略短1/6）；我又在南边受楚侮辱。寡耻之，如之何则可？”

看得出来，魏罂是对国家前途很有责任感的，可就是一筹莫展。

“您啊，”孟子又把自己的理论重复了一遍，“应该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耕易蓐，让老百姓尊重亲爹和大哥，温顺孝悌。这就是行仁政。所谓‘仁者无敌’，仁者必然无敌！您就不要怀疑我的话了！”

看来，孟子也被急得够呛，也不摆事实（举他编的周文王、商汤的“成功”例子了）、讲道理了，喊自己的理论了！而且一急，还把“耕”都给憋出来了。家问你怎么治国，你说什么耕，东一榔，西一子，跟前面说的仁政也没什么系统关系啊。

尽管孟子发了毒誓地大喊自己的理论行，魏惠王仍然觉得很无奈。听了半天孟子的话，还是发现不能用到实践中去。所以自然也就没有给孟子当官的意思。

接下来，魏惠王只好面对着自己桂陵马陵之战输给东方、又被秦商鞅夺去西部领土的烂摊子，心灰意懒、枯藤古树昏鸦地继续过子。

孟子讨不到好处，气得没法，又混了一年，魏惠王死了，儿子魏襄王也没有用他的意思。孟子气得直骂魏襄王道：“望之不似君，不见有所畏焉。”说魏襄王好像土豹子。骂完，孟子卷好行李和简历，踏踏实实地离开了魏国。

孟子离开碰壁的魏国，往齐宣王那里去，因为他听说，齐国有一个“稷下学宫”，是个吃白饭的好地方。

临淄的西城门，叫“稷门”，就是“谷子门”的意思，如今这里只剩一片残迹，是一片一望无际的碧绿的玉米地，但在2200多年前，这里是一所伟大的学宫，专门给读书盖的，叫“稷下学宫”，在稷门外，在从齐威王以前就有了，给齐威王弹琴的美男子“邹忌”就是稷下学士。

到了如今的齐宣王时代，稷下学宫进鼎盛时期。著名学者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怀渊等七十六，都被齐宣王安排在这里不用活，每天王霸义利，天善恶，只做高谈阔论，还赐高宅大第，住宽敞的校舍，坐华丽的校车，享受上大夫工资待遇。吸引名闻天下之士，达数百千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