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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侏罗纪公园》和《辛德勒名单》

斯皮尔伯格影响下完成的这个改写本,应大大归功于罗伯特·保尔特

为大卫·里恩写的那个剧本。汤姆斯·肯尼利为了影片的一些拍摄问题参观了克拉

考后,又一次想到了《阿拉伯的劳伦斯》。他说:“这部电影有一种很可信的感觉,

即使它对时间问题做了些处理,但应该说在事实方面,它是相当准确的”。影片《

阿拉伯的劳伦斯》中的人物就像斯皮尔伯格根据肯尼利的故事改写的剧本中的人

一样“没有直接的动机。”肯尼利继续说道:“所有这些人物,都表现为一种自我

形象主义、机会主义和利他主义的混合物。没有人能够完全解释清他或她的动机所

在。”好莱坞30年代的影片与《阿拉伯的劳伦斯》相比在这方面还要明显。以一种

有神力和有魅力的形象出现在这部影片中的辛德勒,就像斯蒂夫·罗斯,像一个超

越了生命的罗斯。在戏剧性的关系中,辛德勒占据着一个三角形的尖角。而另外两

个角上,一位是被他哄骗、引诱从而稀里溯徐地被他的计划所迷惑的军营指挥官阿

芒·高斯,一位是被他选来为他的公司当会计的犹大会计师爱兹哈克·斯特恩。

简单到只懂得经营和生存的斯特思,就像《阿拉伯的劳伦斯》一片中劳伦斯的

顾问、专家和极谨慎小心的同盟者费舍尔。费舍尔很愉快地利用这位有钱的陌生人

但又处处提防他,同时还对他的动机迷惑不解。“对于劳伦斯少校,仁慈是一种辜

受,”肯尼利在提到劳伦斯一心一意照顾受伤的敌人时说,“而对于我,这只是好

的行为。”斯特恩不知道为什么辛德勒总是愿意与他一起去分享一瓶荷兰杜松子酒,

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要感谢自己。起初,他认为辛德勒与高斯,除了一个站在他一边,

另一个是他的敌人外,他们两人没有什么不同,然而辛德勒的毫无怨言对于他的雇

员来说是一种沉默的不满,辛德勒就是用这种方式将他压抑在心中的全部同情寄于

争取这位会计师的友谊之中。

斯特恩这位在载里恩笔下管理着辛德勒事务的犹太人,是对好莱坞影片模式的

一种重复,而这种重复在这部影片中不止一例。屈赛就曾于1936年在范·戴克的影

片《旧金山》中扮演过一个类似的角色,即华盛顿俱乐部老板克拉克·盖伯的牧师

朋友。这部影片与《辛德勒名单》在结构上非常相似。仅仅通过一种既定公式、传

统习惯和民意测验,加上一些起研磨作用的“石块”,斯皮尔伯格就能够“消化”

所有的主题,尽管这些“石块”比起其他故事因素来说效果更好。肯尼利说:“斯

皮尔伯格对辛德勒的那种暖昧态度非常欣赏,这是他所喜欢的男人的一种特有气质,

就是那种自相矛盾的气质,即流氓与救星、恶棍与援助者的混合体,这种人也许对

自己的妻子很不好,但对成千上万的陌生人却很好。”但是,这种矛盾的个性无助

于刻画人物,斯皮尔伯格发现了书中的这种反差,他在该片中对这方面做了许多限

制。

斯皮尔伯格和观众最需要得到的回答是:是什么使辛德勒从精明的投机商一夜

之间转变为无私的施主的?这个问题就像查尔斯·福斯特·凯恩在《公民凯恩》开

头不满地提到的“玫瑰花苞问题”一样令人困惑。具有神学背景的肯尼利,感觉这

个问题无需着急去解释。这种事情发生了,人们就会毫不怀疑。私下里,肯尼利似

乎感觉辛德勒有些发疯了,而且他的心理变化是无理性的,或许人们宁愿给他一个

玄妙的解释:超脱。斯皮尔伯格很明白他的观众需要一个更有依据的解释。“这不

是一个英雄,我认为不是。”斯皮尔伯格说,“但他做过一些好事,那正是他的魅

力所在。”这部影片也许暗示了观众,他对权力概念的迷恋与幻想,正如辛德勒向

高斯解释的那样,当你把一个过着罪人生活的皇帝杀掉后,他会释放出更大的影响

力。然而,最终,问题是无法回答的,因为辛德勒自己从未回答过这个问题。

就在揭示辛德勒这个人物的实质的时候,这部影片没有过多地解释“玫瑰花苞

问题”。早晨,克拉考犹太人居住区被毁灭了,那里的居民被送往高斯的集中营,

辛德勒带着他的情人也骑马离开了。从这个城市的恐惧气氛中,他们看见士兵们在

残忍地翻腾空房子,向抵御的人们开枪,把剩余的人驱赶到卡车上。一个小女孩表

情呆滞地穿梭在这恶梦般的景象中,不被任何人所理会。斯皮尔伯格通过给她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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