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家长群里都是常话题。

但当它们在同一个时间段内、在同一个社圈中集中出现时，周淑芬的职业直觉告诉她，这可能不是巧合。

当然，职业直觉不是证据。她需要的是数据。

她合上实验记录本，将两个样品的色谱数据和质谱数据导出为pdf格式，保存在工作站的加密文件夹中。

文件夹的名字她想了一下，最后命名为“zsf＿private＿2026”。

然后她将同样的文件拷贝到了一个随身携带的加密u盘中。

她从工作站前站起来，走到打印机旁边，将分析结果的关键页面打印了出来。

打印机吐出三张a4纸：第一张是一号样品的色谱图和质谱图，异常峰的位置用红色箭标注；第二张是二号样品的同类数据；第三张是与文献数据的比对表格。

她将三张纸按顺序叠好，夹进了一个蓝色的塑料病历夹中。

病历夹的封面是空白的，她用签字笔在右上角写了一个期：6月13。

没有写患者姓名，没有写病历号，没有写任何可以将这份资料和她本关联起来的信息。

她将病历夹放进了白大褂内侧的袋里。那个袋的度刚好可以容纳一个标准尺寸的病历夹，不会从外面看出来。

然后她开始清理实验现场。

所有使用过的冻存管、离心管、移枪、棉签，全部放生物废弃物袋中密封。

工作台用百分之七十五的酒擦拭两遍。

离心机的转子取出清洗。

相色谱-质谱联用仪的进样针用甲醇冲洗三次，流动相瓶中的残余体倒废桶。

工作站上的色谱数据她在导出备份后从本地删除，并清空了回收站。

实验记录本她带走。

整个清理过程耗时约二十分钟。

完成后她站在研究室中央环顾四周，确认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研究室恢复到了她进来之前的状态，唯一的区别是垃圾桶里多了一袋密封的生物废弃物，但那在研究室里是再正常不过的东西，不会引起任何的注意。

她关灯，开门，走进走廊。走廊里仍然只有应急灯的光，空无一。她将门重新锁好，沿着走廊走向电梯。

电梯门关上后，她独自站在狭小的轿厢里，右手伸进白大褂内侧的袋，手指触碰到了那个蓝色病历夹的边缘。

她的嘴唇动了一下，发出了一个只有她自己能听到的声音。

“我需要更多样本。”

这句话的语气和她在门诊对患者说“您需要做一个宫颈涂片检查”时的语气一模一样：平静、专业、不带任何个绪。

她没有说“我需要报警”，没有说“我需要找帮忙”，没有说“我需要和丈夫谈谈”。

她说的是“我需要更多样本”。

因为在她的认知体系中，样本是一切的基础。

没有足够的样本量，就无法确定药物的露频率。

没有露频率的数据，就无法推算施药者的行动规律。

没有行动规律的分析，就无法锁定嫌疑。

没有锁定嫌疑，报警就是一个没有靶点的击。

而她，是一个从不费子弹的。

电梯到达地下一层。

门打开，她走向自己的车。

白大褂袋里的病历夹贴着她的身体，纸页的边缘隔着衬衫的面料抵在她的肋骨上，带着一种微凉的、坚硬的触感。

病历夹最上面那张纸的右上角，写着一个期。

六月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