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离开了那个地下室。最新?╒地★)址╗ Ltxsｄz.€ǒmWww.ltxs?ba.m^e

学姐说，不能一直待在同一个地方，李家的迟早会找到那里。

她用仅剩的积蓄买了两张长途汽车票——不用身份证的那种黑车，目的地是三百公里外的邻省小城。

从那以后，我们开始了逃亡。

第一个月，我们换了四个城市。

每到一个地方，学姐就会找最便宜的城中村旅馆住下——那种不需要登记身份证的黑旅馆，房间只有五六平米，一张床占了大半空间，墙上长着霉斑，卫生间是公用的，走廊里永远弥漫着油烟和下水道的味道。

我们不敢用手机。

我们不敢用银行卡。

我们甚至不敢在同一个地方停留超过一周。

学姐在每到一个城市后，都会去附近的工地食堂或者小饭馆找零工——洗碗、擦桌子、切菜，什么都做。

她不用真名，只说自己是外地来的，现金结账就行。

大多数老板看她长得漂亮，都愿意收下她。

但也有会多看她几眼，问她是不是大学生，问她为什么不去找更好的工作。

她只是笑笑，不回答。

我在旅馆里等她。

我的伤势虽然稳定了一些，但还是不能重活。

腹部的伤在愈合，但下体的伤恢复得很慢，走路时间长了就会隐隐作痛。

我只能躺在床上，听着隔壁房间的电视声和走廊里的脚步声，等学姐回来。

每天傍晚，她都会推开门，带着一身简单的肥皂清香味和疲惫的笑容走进来。

“我回来了，”她说，“今天带了点剩菜。”

然后她会把那些剩菜热一热，和挂面一起煮，端到我面前。

我们面对面坐着，在昏暗的灯光下分食一碗面。

谁也没有说话。

但那种沉默，和一个月前地下室里的沉默不一样了。

那是一种默契的、安心的沉默。

像两条在风雨中飘摇的船，终于找到了同一个避风港。

第二个月，我们辗转到了一个南方小城。

这里比之前待过的城市都暖和，房租也便宜。学姐在一家小饭馆找到了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老板不错，不问来历，按时结工资。

我们租了一间稍微大一点的房间——有独立卫生间的那种，虽然卫生间只有两平米，马桶旁边就是花洒，但至少不用和整层楼的共用。

学姐把房间简单收拾了一下，买了一块便宜的窗帘，又从地摊上买了一条床单铺在床上。

“比之前好多了，”她看着收拾好的房间，露出一丝笑容，“至少有窗帘了。”

我也笑了。

这一个月来，我们学会了在最简陋的环境里找到一点点安慰——一张净的床单，一块能遮光的窗帘，一个能锁上的门。

这些在以前根本不值一提的东西，现在却成了我们仅有的安全感。

那天晚上，学姐下班回来，身上带着简单的肥皂清香味。

“我先洗个澡，”她说，从柜子里拿出一条净的毛巾。

“嗯。”

她走进卫生间，关上门。我听到水声响起，然后是洗发水的香味从门缝里飘出来。

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发呆。

这一个月来，我们之间的距离在慢慢缩短——从最初的分床而睡，到后来的同床共枕，再到她偶尔会在半夜无意识地搂住我的腰。

但我们始终没有跨过最后那一步。

不是不想，而是——我的下体，在经历了那些创伤之后，一直没有什么反应。

虽然学姐用她的方式帮我唤醒过一次，但那只是微弱的、转瞬即逝的反应。

大部分时候，它依然像一截枯萎的枝条，毫无生气。

我一直在害怕——害怕她失望，害怕她觉得我不行，害怕她后悔选择了这样一个残的男。

水声停了。

卫生间的门打开，学姐走出来。

她只穿着一条内裤和一件宽松的旧t恤，发湿漉漉地披在肩上，水珠顺着发梢滴落在锁骨上。

“你怎么还没睡？”她问，一边用毛巾擦着发。

“等你。”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种很轻很短的、只有在我面前才会露出的笑。

“那我也睡不着，”她说，“我陪你待一会儿。”

她在床边坐下，继续擦发。

我看着她的侧脸，在昏暗的灯光下，她的皮肤因为热水而泛着淡淡的色，嘴唇微微张开，呼出的气息带着洗发水的香味。

“学姐。”

“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