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回车费也不少，还耽误时间。我打算以后一个半月回一次，平时就在学校复习。”

电话那沉默了几秒。

“一个半月？”母亲似乎在盘算着什么。

也许是在算能省下多少车费，也许是在想没了儿子在家她一个会不会太冷清。

但很快，她就给出了答复：“行！你有这个心就好！妈支持你！只要你能考上大学，别说一个半月，就是一年不回来妈也高兴！”

说到这，她似乎又想起了什么，语气变得有些硬邦邦的，带着敲打的意味：“正好，你也趁着这时间，在学校好好清醒清醒，把那些…那些七八糟的心思都给我收一收！听见没？”

我知道她指的是什么。

“知道了，妈。”我低声应道。

“行了，那就这样。缺钱了或者是想吃啥了，给妈打电话，妈给你寄过去或者托给你带。”

挂了电话，我站在小卖部昏黄的灯光下，长长地出了一气。

那根无形的线，被我主动拉长了。

接下来的子，生活变成了一潭死水，枯燥、单调，却又无比充实。

我把自己变成了一台做题机器。

早上五点半起床，跑到场背英语单词。那些枯燥的字母组合，在晨雾中变成了我对抗杂念的武器。

白天上课，我着自己把每一个毛孔都张开去吸收老师讲的每一个知识点。

函数、导数、电磁场、有机化学…这些冰冷、严谨的逻辑符号，一点点填充进我的大脑，把那些关于体、关于气味、关于温度的记忆，强行挤压到了角落里。

晚上自习到十点半，回到宿舍还要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看书。

这种苦行僧般的生活，对于消除欲望有着奇效。

当一个的大脑被试卷塞满，当身体被疲惫掏空的时候，那种属于原始本能的冲动，就会因为缺乏燃料而慢慢熄火。

我依然会想起母亲。

但不再是那种赤的、带着腥膻味的欲画面。

那张在黑暗楼梯间里沉的脸，逐渐变得模糊。

取而代之的，是她站在灶台前给我做红烧的样子，是她为了省几块钱在菜市场跟讨价还价的样子，是她那种望子成龙的急切眼神。

这种念想，从一种刻的、甚至带着痛楚的渴望，变成了一种淡淡的、温的牵挂。

那野兽并没有死，它只是饿晕了，缩在笼子的最处，陷了冬眠。

期间，也和父亲也打过几次电话。

背景音永远是那种大货车特有的轰鸣声，或者是嘈杂的装卸货的声音。

“喂？儿子啊？”父亲的声音粗粝、沙哑，带着浓浓的疲惫和烟嗓，“在学校咋样啊？钱够花不？”

“够花，爸。”

“那就行。不够跟你妈说，让她给你打。我这趟去云南，得可能半个多月才能回。”父亲的话总是很少，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好好学啊，别学你老子，一辈子苦力。考个好大学，坐办公室，吹空调。”

“知道了，爸。你也注意身体，别疲劳驾驶。”

“嘿，老子开了十几年车了，心里有数！行了，不说了，要上高速了。”

挂了电话，我会看着小卖部门外的夜色发一会儿呆。

父亲是个粗，不懂什么教育，也不懂什么感流。但他用那种最笨拙的方式——拼命挣钱——来支撑这个家。

而母亲，那个留守在家的，用她的强势，守着这个家的大后方。

我夹在中间，既是他们的希望，也是这个家庭隐秘裂痕的见证者。

那种对母亲的背德欲望，在父亲那粗糙的关怀面前，显得格外卑劣和龌龊。这种愧疚感，成了我更加疯狂学习的动力。

我开始不再频繁地给母亲打电话。

有时候一周打一次，有时候十天。

电话里的内容也变得越来越公式化。汇报成绩，聊聊天气，说说食堂的饭菜。

“妈，这次月考我进了年级前四十。”

“哎哟！真的啊？我儿子真争气！想吃啥？妈给你做！”母亲在电话那的声音透着掩饰不住的喜悦，那种自豪感仿佛能顺着电话线溢出来。

“没啥想吃的，食堂都挺好。”

“好啥好！那大锅饭能有啥营养！行了，你别管了，等你回来妈给你好好补补！”

那种曾经让我窒息的控制欲和压迫感，随着距离的拉长和成绩的提升，似乎也变得柔和了许多。

她不再像个侦探一样盘问我的每一个细节，而是开始更多地关心我的身体，关心我的心。

那个关于“”的夜晚，似乎真的被时间这块橡皮擦，从我们母子俩的记忆里擦去了。

转眼间，历翻到了11月中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