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是调转工作的，有的是其他单位过来办事的，有的不知道什么就只说某某让来的，就都顺利地进去了。到我的时候门卫老儿也不抬的问：「找哪个部门？」我说找管毕业生分配的，他就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

接电话的听声音是个四十多岁的同志，我简单讲述了我的况，想进去和她面谈。她平澹的说：「你不用进来了，你的况我知道，虽然你没有报到，但你的事档案已经转到那个厂了，按照政策你已经是那个厂子的正式职工了。」

我一听就急了：「这哪能行啊！你们怎么能把我分到一个已经产的厂子去啊！」

我急家比我还急呢，电话里的声音明显提高了八度，气也带着训斥：「这能怪我们嘛！企改办搞的那些东西事先也没和我们沟通啊！有意见你找企改办提吧！」还没等我说话呢，电话已经啪的一声挂了。我气得按下电话又要重拨，没想到一把被门卫老给摁住了。

我抬看着门卫老儿，只见他一脸不屑的表对着门外呶着他那早已乾瘪的嘴唇，嘴里还说着：「走走走，赶紧走！」

我的脸已经气愤的有些变形了，估计要不是因为他是个老儿，我早一个电炮打得他鼻眼儿窜血了。老儿也看出了我的愤怒，后退了一步假模假式的叫起来：「怎么地！你还想在国家机关闹事啊！我们这武警可有的是！」

他一提到武警同志，我马上气馁了，我关某一介书生，三尺微命，受国家教育二十来年，还没等报效祖国呢，就被民民主专政了，那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唉，算了吧，有道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我只好忍气吞声的拎起行李出了警卫室。

出了大门，我好像失去了方向，不知道应该去哪了。

我的方向感一向很差，在大城市里转过几条街，或者在商场里走了几圈出来就会分不清东南西北。以前同学都戏称我为「路痴。」我还查过这方面的资料，说是因为小脑发育的不好，或者是大脑的某一部分发育的太过充分而压抑了另一部分脑功能的发展。总之每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总是习惯于先买一份地图放在身上，以备不时之需。

可是今天，我不但找不到脚步的方向，连的方向也失去了。我去哪？！我什么去？！我无法回答自己的问题。茫然之中我在街边柳树的荫凉里放下行李，一坐在上面。这一上午彷佛经历了半生的苦涩，也该歇歇了。

树荫下面片刻的清凉多少驱走了一点烦燥，我开始梳理目前的处境。记得少年时候要到镇上和县里上初中和高中，老爸虽然不放心，也只能由我一个去闯，但没事儿他就在我耳边念叨：遇到为难遭灾的事一定要冷静。

以前对我来说所谓的「为难遭灾的事」不过是没钱花了、考试没考好了，再严重点也不过是被无奈的时候挥挥拳打几次架而已。可现在我却有劲没处使，有脾气没处发，因为我面对的不是几个地痞流氓，而是宅大院的国家机关。看来我真要冷静的想一想了。

思来想去，想起了事局那说的那句：「有意见你找企改办提吧」，对啊！这事不能就这么完了，我得去找企改办！这可是我的最后一根稻了，也许他们会考虑我的况吧。想到这里我又来了，心里暗暗告诉自己还没到山穷水尽的时候。于是爬起来背上行李走到最近的路，向一位帮助警察指挥通的老者打听企改办的办公地点。

老家很热心，不过企改办好像是新成立的部门，他也不太清楚，他说估计应该在计改委里面办公。我一听有道理，就问清楚了计改委的地址匆匆地走去了。

好在几大局的办公地点都离的很近，没几分钟就到了。一看计改委和事局一样也有武警把门。不过这次我有了经验，先挤出笑脸，然后到警卫身边，先表明身份，再说明来意。这个武警还算客气，给我打电话联系了一下，然后就让我上四楼企改办找刘主任。

在计改委大楼的走廊里，我遇到几个拿着文件来回走过，一个个都衣冠楚楚的，看我的时候那个眼儿和大多数城市看农村的眼儿差不多。好在我已经习惯这些东西了。

以前我也曾为此自卑或者愤闷过，后来当我在北京溷了几年，做过很多工作，接触了很多城市之后，我发现其实城市和农村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城市只是看起来光鲜一些，但实际上活得比农村累多了。农村除了农忙的时候累一点，其他的时候串串门儿、打打纸牌、玩玩麻将，子过的蛮轻松的。

和之间也很少勾心斗角，有点矛盾吵一架也就过去了。可是城里可不一样，他们每天好像都承受着很大的压力，街道上的行色匆匆，单位里的不苟言笑，住了十年的邻居都可能不认识，快乐的比农村少多了。在农村，到什么季节吃什么水果蔬菜，那可都是自家园子里产的纯绿色食品，又新鲜又健康。

城里吃的可就差多了，虽然什么时候都能吃到不同季节的蔬菜，但那都是大棚里养出来的东西，完农药催熟激素，看着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