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尚无法证明上诉程武曾将华成关押，也无法证明程武曾强行阻止华成外出。根据程武的供述，上诉程武不但没有阻止，反而多次鼓动华成回家或者去找朋友筹集款项。

另外，程武也未强行指定华成的出行路线，而仅仅是跟随华成。华成的身自由只是受到限制，而没有达到被剥夺的程度。

也就是说，同吃、同住、同行的行为，并未达到剥夺被害自由的程度。一审法院认定上诉的行为构成非法拘禁罪，属于案件定不准，法律适用不当。

辩护认为上诉程武构成寻衅滋事罪，不够成非法拘禁罪，鉴于其目的是为了追讨合法债务，社会危害较小，且有认罪、悔罪表现，请法院依法改判上诉缓刑。完毕。”方轶道。

方轶不想，也不敢去挑战中院法官的智商，家也是在天天学习的，即便他不提寻衅滋事的事，大概率法官也会这么判，只不过量刑上可能不会那么友好，如此一来反而不利于程武，聪明反被聪明误。还不如挑明了，往寻衅滋事罪上辩护，让法官在量刑时有所考虑。

“现在由检察员发言。”审判长道。

“……上诉程武为索要欠款，采取同吃同住、跟随出行等手段对被害进行二十四小时的监控，严重限制了被害的自由及常生活，进而导致被害自杀的严重后果。

我们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适当，请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的上诉请求。完毕。”李检察员道。

“检察员可以回应辩护的辩护意见。”审判长抬看向公诉席。

“针对辩护的辩护，我们认为，限制自由和剥夺自由都是被法律所禁止的，而且我们认为可以将严重限制自由扩张解释为剥夺自由。

上诉程武对被害华成采用同吃、同住、同行的催款方式长达数月之久，严重限制了华成的自由，所以我们认为被告程武构成非法拘禁罪。完毕！”李检察员道。

“辩护可以回应检察员的意见。”审判长道。

“根据检察员的辩护意见和回应，辩护发表以下辩护意见：

非法拘禁罪表现为使被害无法自由行动。比如非法拘留、强行禁闭、非法隔离审查等，但无论哪种手段，其特征都是非法剥夺他身自由。换句话说，只有达到剥夺被害自由的程度，才能认定为非法拘禁罪。

《宪法》第三十七条第三款规定，‘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身自由’。

《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第三款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儿童，非法剥夺限制其身自由……’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剥夺’与‘限制’是并列的关系，说明二者的含义不同。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任何解释都不能突法律的规定，更不能将限制、严重限制他身自由与剥夺身自由等同。

一般来说，非法剥夺身自由包括两类：一类是直接施加外力于被害的身体，使其物理上被剥夺身体自由，如被关押在某一房间内，禁止其外出。另一类是控制被害的心理，使其不能或不敢自由移动。

本案，被害华成不论是身体还是心理均未达到被控制而失去自由的程度。因此，辩护认为上诉程武的行为不构成非法拘禁罪。

另外，《刑法修正案（八）》在一九九七年《刑法》关于寻衅滋事罪客观行为的规定中增加了‘恐吓’他的行为。

辩护认为，程武实施的同吃、同住、同行，并实施轻微力和恐吓的行为，属于恐吓他的寻衅滋事行为，应当以寻滋事罪定罪处罚。理由如下：

根据公诉提供的证据显示，上诉程武长期跟在被害华成身边，同吃同住，华成的自由受到限制，并且为多知晓。

华成及其家都曾报警，在民警出警后多次要求程武正常讨债，停止实施限制身自由的行为，但程武不听劝阻依旧实施前述行为，导致华成自杀身亡，程武的行为已经对社会秩序造成了一定的坏。

根据《最高民法院、最高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款规定，行为因婚恋家庭、邻里、债务等纠纷，实施殴打、辱骂、恐吓他或者损毁、占用他财物等行为的，一般不认定为‘寻衅滋事’，但经有关部门批评制止或者处理处罚后，继续实施前列行为，坏社会秩序的除外。

根据上述解释，辩护认为，上诉程武构成寻隙滋事罪。

根据上述解释第八条之规定，‘行为认罪、悔罪，积极赔偿被害损失或者取得被害谅解的，可以从轻处罚；犯罪节轻微的，可以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

上诉程武虽然对一审法院认定的罪名不认可，但他已经认识到了自己行为给被害带来的伤害，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愿意悔过自新，而且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