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的时候，我不然一身，我像魔鬼一样让避之惟恐不及。然后我离开世界，回到地狱之火——自愿地。这些来来去去，对我来说，像那其间发生的任何事一样真实，甚至更为真实。那些自以为认识我的朋友对我一无所知，因为真正的我无数次转手。那些感谢我的也好，诅咒我的也好，谁也不知道他们在同谁打道。没有发展同我的关系，因为我不断抹杀我的个。我把所谓的“个”搁置起来，让它凝结，直到它采取适当的类节奏。我正藏起我的脸，直到我发现与世界同步。当然，这一切是一个错误。在原地踏步的时候，甚至艺术家的角色也是值得采纳的。行为是重要的，即使它需要的是无用的活动。一个即使坐在最高的位置上也不应该说“是”、“不”、“是”、“不”。一个不应该被淹死在类的中，即使是想成为一个大师。一个必须使用他自己的节奏——不惜一切代价。我在短短几年中积累了几千年的经验，但是经验被费了，因为我不需要它。我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并有十字架作为标志；我生出来是不用受苦的——然而除了重演旧戏以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方法来奋力前进。我的全部理智都反对这样。痛苦是无用的，我的理智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我，但是我却继续自愿受苦。痛苦从来没有教会我一件事；对其他来说，它也许仍然是必要的，但是对我来说，它不过是上无法适应的一种代数式显示。今天的通过受苦而在演下去的这一整部戏剧，对我来说是不存在的：实际上，它从来就不存在。我的骷髅地都是玫瑰色的苦难，为了真正的罪而使地狱之火不断熊熊燃烧的假悲剧，这些罪正处于被遗忘的危险中。

另一件事……我越接近同母异父的亲戚圈，围绕着我的行为的秘色彩就越浓厚。我从母亲的肚子里钻出来，可她对我来说却完全是一个陌生。首先，在生我之后，她又生了我妹妹，我通常把她说成我弟弟。我妹妹是一种无害的怪物，一个被赋予了白痴体的天使。作为一个男孩，同这个注定要终生当侏儒的肩并肩地成长发育，这给我一种怪的感觉。当她的哥哥很使受不了，因为很难把这个返祖的躯壳看作“妹妹”。我想象，她在澳洲土中会做得很完美的。她甚至会拥有权力，出地，因为，正如我说过的，她是善的华，她不知道恶。但是就过文明生活而言，她是无能为力的；她不仅没有杀的愿望，而且也没有损利己的愿望。她不能工作，因为即使他们能训练她，例如为烈炸药制造雷管，她也会在回家的路上心不在焉地把工资扔到河里，或者把工资送给街上的乞丐。在我面前，她经常像一条狗一样被鞭打，就因为她心不在焉地做了大好事，他们就是这样说的。我小时候就懂得，没有什么事比没有理由地做好事更糟糕的了。开始，我像妹妹一样，受到同样的惩罚，因为我也有拿东西送的习惯，尤其是刚给我的新东西。我五岁的时候就挨过一次打，因为我劝母亲把她手指上的赘剪掉。她有一天问我有了这赘怎么办，我的医学知识有限，就让她用剪刀把它剪掉，而她却像个白痴似地真的剪了。几天以后，她得了血中毒症，然后她抓住我说——“是你让我把它剪掉的，是不是？”她响亮地抽了我一下。

从那天起，我知道自己生错了家。从那一天起，我学得像闪电一样快。谈谈适应吧！到我十岁的时候，我已经实践了全部进化论。我的进化经历了动物生活的所有阶段，然而却被拴在这个被叫作我的“妹妹”的身上，她显然是一个原始，哪怕到九十岁也不会认识字母表的。我没有长成一棵高大健壮的树，却开始倒向一边，完全藐视万有引力定律。我没有长出枝叶，却变成了窗户和角楼。整个存在物在成长时变成了石，我长得越高，越藐视万有引力定律。我是风景中的一个迹，一个吸引、赢得称赞的迹。只要生我们的母亲再作另一次努力，也许会生出一只大白牛，我们三个会永远被陈列在博物馆里，受到终生保护。在比萨斜塔、绑缚受鞭挞者的柱子、打鼾机器和形古生物之间产生的谈话至少有点儿古怪。任何事都可以成为话题——“妹妹”在刷桌布时没有注意到的一粒面包屑，或者约瑟夫的花花绿绿的大衣，在老爷子当裁缝的脑里，这大衣要么是双排纽扣，要么是燕尾服，要么是礼服。要是我从我溜了一下午冰的冰湖上回来，重要的事不是我免费呼吸了新鲜空气，也不是我强健肌的曲线美，而是夹具底下的一个小锈点，如果不马上擦掉，它就会损坏整只冰鞋，造成实用价值的丧失，这对于我十分慷慨的思想倾向来说是不可理解的。举一个小例子，这个小锈点会导致最引起幻觉的结果。也许“妹妹”在寻找煤油桶的时候会碰倒正炖在火上的梅脯罐，因剥夺了我们早餐中所需要的热量而危及我们所有的生命。必须得好好揍一顿，但不发怒，因为发怒会扰消化器官。得悄悄地揍，揍得见效，就像一个化学家打蛋白来准备进行一次较小的分析。但是“妹妹”不懂得这种惩罚的预防，会发出杀猪似的尖叫，这会使老爷子受不了，于是就到外面去散步，两三个小时以后烂醉如泥地回来，更糟糕的是，他在蹒跚中蹭掉了转门上的油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