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真是成了一团麻，理不出绪。

首先是东方建筑公司的事困扰他。根据李南山的介绍，任凭觉得这家公司象个皮包公司。因为他根本不具备投标的条件，却能中标阳光大厦，公司肯定有一定的后台，中标是因为有关系，或者是通过送礼达到的目的。那么自己收了他们的钱，给他们把事办了，自己就成了帮凶，将来一旦出什么事被查出来，自己就脱不了系。任凭看过很多廉政教育的片子，上面的主公都是因为一念之差收了家的钱而带来了牢狱之灾，而自己在这方面向来是很注意的，任凭从小就受儒家思想的教育。父亲是一位私塾先生，解放后做了新中国的教员，在任凭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经常用“君子喻于义，小喻于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之类的古训来教导他，所以从上小学的时候起，他就没有拿过家的一针一线，也没有无缘无故地接受过别的馈赠。今天的事特别是李南山的一番谈话，让自己对以前恪守的生活准则产生了怀疑。李南山是自己在大学时无话不谈的同学，两在学校时的志向相同，都立志做一个作家，为民鼓与呼，那时他们都喜欢诗，经常在寝室里就对吟起来。毕业后他们也没有断绝来往，但是毕竟自己分到了县里，到市里办一趟事匆匆忙忙，即使到他那里坐上一会儿也说不上几句话。所以后来二的思想流就少了，以至于现在在一起观念产生了碰撞。看来李南山这些年的思想变化也很大，从以前一个很有血的文学青年，变成了官场上的一个世故、圆滑、重享乐、善钻营的。这样的现在机关多的是，他们往往是看透了仕途的艰难，也不想清高自傲，只有随遇而安，等待机会。但他们也不是消极之辈，一方面得过且过，不愿费心劳去争逐有限的官位，能享乐时就享乐；另一方面也不轻易放弃千载难逢的机会，遇到火候也要争上一番。李南山应该就属于这种。李南山要说混得也不错，虽说不是很努力也无大错，所以也当上了处长。因为他的资格老，一毕业就到了司法局，屈指算来也有十几年了。老的退休了，中年的提拔了，也该到自己了。实际上李南山明白，自己当了处长不是因为自己得好，而是“机遇”，因为事处就两个，那个是刚毕业分配的年轻小伙子，什么也不懂，处长的位子当然非自己莫属。当然，别的处也有想过来和他争，但客观条件不具备，不懂业务弄不成。

李南山和任凭的观念冲突在于，李南山认为要在官场混必须容其中，按照官场的规则办事，比如办事不可太认真，不能死抠原则，要服从长官意志，还有，那就是该捞钱的时候也得捞点钱，以便捞了钱之后进行下一步的运作和常的应酬。而任凭认为既然当官，就要当个好官，就要有一份责任感，不能为了金钱而放弃了原则，虽然穷一点，但是心里踏实。任凭观察李南山的生活状况，发现他的确实践了他的思想，李南山和自己同时毕业，当时的月工资都是每月五十六元钱。任凭调到市里后，两的工资水平也差不多。可能司法局的福利要比调研局好一些，但是也不至于差很大距离，李南山家里的况也不是很好，老婆在一家文化单位工作，也没有多少外快，父亲退休了，工资每月都发不全，也不可能给他很多资助。但是李南山的家弄得很美，三室一厅的房子，一百多平方米，装修得也很豪华，家里高级家用电器样样齐全，甚至还添置了电脑。老婆骑着“大白鲨”摩托，自己也有摩托，虽然不经常骑。此外这小子还经常穿名牌服装，都是几千元一套的那种。而任凭呢？现在虽然也当了处长，并且比李南山早一步坐上了专车，但家庭的现代化建设远远赶不上李南山，住的是两室一厅的房子，还是七楼。房子吧，不说了，那是单位分的，就象生孩子一样，生个什么样的孩子就是什么样的孩子，不以的意志为转移，况且一分就定终身了。但是家里的设施实在无法与李南山家相比，任凭家里没有装修，因为当时分房时的两万元钱就是借的，到现在帐还没有还清，所以当时和乔静商量后，决定将墙刷白之后就搬了进去。家里的电视也没换，还是二十一吋的鼓着大肚子的那种。洗衣机是双缸的，冰箱添置的时间也不长。李南山显然有外收，是通过什方法弄到的则不得而知。

现在的麻烦在于：东方建筑公司的事任凭不想就范，但又推托不掉。就象掉进了一潭泥淖中，不会马上沉下去，但也休想净净地出来。昨天晚上自己稀里糊涂去了歌厅，本以为是李南山高兴请客，谁知是东方建筑公司花的钱，自己等于是掉进了桃色陷阱。这事不办就等于欠着家的。李南山这边是自己的好同学，如果这事不给他办，他非给自己绝不可。再说从私感上说，任凭不愿拒绝李南山的请求。来自上边的压力也在逐渐增多，当然现在还没有直接提出来，要是万一提出来，也象今天上午办理房屋所有权证一样，那自己不是白白坚持自己的意见了吗？到来自己供也上了，也得罪了，岂不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吗？还有这钱……任凭想着，就又抽开了抽屉，拿出那个信封，好像这个信封比昨天那个厚，打开看看吧，只要不动这钱，看看并没什么，再说钱本身并不代表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