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能做出解释。她总是很公开地亮出自己的观点。

有一天我去找她，发现她泪流满面地坐在那里，桌子上摆满了不易搞到的紧俏食品：熏肠，速溶咖啡，贴着外国商标的罐食品，还有一罐鱼子酱。

“老天，你这是怎么啦，柳德米拉，”我问她，“对着一桌子好吃的你还哭？这太不合理了。”

柳德米拉抬起，目不转睛地盯着我说：“佳尔卡，真是老天有眼，派你来助我。听我告诉你。你知道那次班机事件吧？”

“知道，你给我讲过。”

“这三年来我一直在探望一个小伙子，他因为那次事件被判得不轻。”

“到哪儿探望？”

“哪儿？弗拉基米尔的中央政治犯监狱。我的身份是他的未婚妻。他没有亲，也没有结婚。我一直在申请和他结婚，可还没批下来。现在他又被送到劳改营。到了探监的子了，可我脱不开身。我母亲病得很厉害——昨天刚住院，准备动手术呢。没能替我去看他，他们也不会放别进去的，因为他的档案里只注明我一个。你我长得很像——你可以冒充我去看他。”

开始我真吃了一惊。我非常害怕，这很自然：到政治犯集中营去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可看到柳德米拉哭得如此伤心，为他感到如此难过，我便有些动心了。她拿出他的信来给我看，每封信里都是对她的感激之辞，都洋溢着热；这一切都地打动了我，使我的同之心油然而生。我想象着他在那里焦急地盼着、等着，却空等一唱—柳德米拉和我长得确实很相似——小时候们都说我们是姐妹俩。况且这个想法多么富有漫色彩。于是我决定去一趟。

柳德米拉高兴地使劲亲我，差点把我吃了。她又告诉我应该怎么做，路怎么走，找谁，怎么说等等——还有一些不便在此透露的细节。

在去那个被上帝所遗忘的莫德维亚的路上，我觉得自己就像个十二月党的妻子。大包小包的食品几乎把胳膊压断，至于通——只好赶上什么就坐什么。一切都是那么陌生。没有柳德米拉在身旁，恐惧渐渐占了上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