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会解决。”

两个宦官不久就自以为很幸运的逃出牢笼，回到北京，向第十七任皇帝朱由检告发。不但朱由检大大的震怒，几乎所有的官员都额手称庆叛徒的谋败露，使北京得免陷落。袁崇焕被捕，在舆论沸腾中，受到磔刑处死。

过了十六年，后金汗国（那时已改称清帝国）攻占北京，公布这场公案的内幕，用以炫耀自己的聪明

，嘲笑明王朝官员愚蠢如猪。

袁崇焕冤狱，为后金汗国铲除了一个最大的劲敌，但皇太极仍继续追求和解。他发现汉民族对“金”这个国名，和“真”这个族名，有一种无法泯灭的憎恨感，阻碍两国接近。而“可汗”也只是部落总酋长的称谓。于是，就在一六三六年，第一次塞撤退后，采取一项重大而激烈的改变：取消“金汗国”改称“清帝国”；取消“真”改称“满洲”；取消“可汗”改称“皇帝”并且进一步取消自己原来的中国姓氏“佟”改姓真姓氏“新觉罗””

彻底泯灭“建州真”和“建州卫”臣属过中国的那一段历史。杜撰满洲的起源，宣称是三位仙中的一位仙的后裔。

为什么改称满洲？历史学家有很多解释，我们认为可能为了纪念建州卫的创立，他们伟大的英雄祖先李满住。“满洲”“满住”声音相似。这不是没有前例的，四世纪大分裂时代吐谷浑汗国，就是用他们祖先慕容吐谷浑的名字，作为部落和汗国的名字。自此次改称之后，清帝国对“金”、“真”、”可汗”无论在文件上或书籍上，全部一笔勾销，好像地球上根本没有这回事一样。当然他们无法没有遗漏，所以我们才知道。

不过，和解仍不能达成。明政府要求清政府去掉皇帝的尊号，改称国王，作为像朝鲜一样的藩属。清政府则要求两国的地位平等，而且还要把长城以北的三个据点割让。双方事实上都无法接受对方的条件。明政府更有一个心理上的困难，那就是清政府那一撮在理论上显然是一群叛徒，要是公开承认它的合法而又尊严的地位，有违儒家的“汉贼不并立”的正统思想。而且自从十二世纪秦桧诬杀名将岳飞，跟金帝国和解，因而招致唾弃以来，中国对于和解有一种罪恶的印象，认为凡是主张作战的都是民族英雄，凡是主张和解的都是投降屈服的卖国贼——即秦桧系统的认贼作父的汉，连皇帝都不敢公然触犯这些禁忌。一六三八年，明王朝已残不堪，清军作第四次塞时，河南军区司令官（河南四川军务总理）卢象升，率军增援北京。朱由检问他的意见，希望听到主和的建议，但卢象升正色说：“我主战。”

朱由检只好默不作声。卢象升是一个主战派的典型，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事实上他就在这一战役阵亡。但他的政治见解——明明战不胜而偏要战，却严重的伤害了他所效忠的国家和政府。

皇太极终于把明王朝的锦州、松山先后夺取，并且在松山生擒了明军总司令（蓟辽总督）洪承畴。山海关外，只剩下宁远（辽宁兴城）一个据点。朱由检命国防部长（兵部尚书）陈新甲加速跟清政府接触，经过无数次往返，已进可行的阶段。可是陈新甲粗心大意，竟把这种极机密的文件，随便放到桌子上，被他的助手当作可以公开的普通文件，刊政府公报（邸抄）于是，立即引起空前庞大的政治风，全体官员誓言跟通敌卖国的汉不共戴天。朱由检不敢承认这是他的主意，而且也痛恨陈新甲不能保密，陈新甲遂被处斩，和谈也跟着停止。

依当时的况，和解是使明王朝得救的唯一机会。如果能像十一世纪宋帝国跟辽帝国那样和解成功，明王朝即可减轻民的赋税，再把抗清的部队投内战战场，它可能不致覆亡，至少可能使覆亡后延。

现在，和解的主持被杀，皇太极由失望而愤怒。他再作第五次塞，明政府已无丝毫力量阻挡。

五朱由校与魏忠贤自一六一六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汗国，到一六四四年他的孙儿攻进北京，二十八年间，明政府不但不能发愤振作。反而更加速溃烂。

第十四任皇帝朱诩钧的断政治，继续如故，但他总算在萨尔浒战役的次年（一六二○）逝世。他死后，三十四岁的儿子朱常洛即位，在位只三十天，一病而死，十六岁的儿子朱由校继位。

在朱诩钧死时，宰相们利用遗诏方式，下令取消矿监、税监等等宦官系统机构，全国民再一次松一气。然而，这气又是松的太早，朱祁镇跟王振、朱厚照跟刘瑾的政治形态，第三次出现，这一次由十六岁的第十六任皇帝朱由校跟他孩童时带他的玩伴宦官魏忠贤担任主角。

朱诩钧在位的末年，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出现了被称为“东林党”的团体。这件事要追溯到上世纪（十六）九十年代，内政部长（吏部尚书）陈有年被迫辞职，他的部下文官司司长（文选郎中）顾宪成上奏章请求皇帝挽留，朱诩钧索连顾宪成也一并免职。顾宪成回到他的故乡无（江苏无）在东林书院讲学。讲学时，经常批评现实政治，他们虽不敢攻击皇帝，但敢攻击宰相。具有同一观点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