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之意。但朱元璋不作如此解释，当时江南方言，“则”与“贼”同音，朱元璋认为显然是讽刺他作过小偷的往事。尉氏（河南尉氏）县学教授许元，在奏章上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

这两句话是千年以前的古文，但朱元璋却解释说：“法坤与‘发髡’同音，发髡是剃光了，讽刺我当过和尚。藻饰与‘早失’同音，显然要我早失太平。”

于是许无处斩。这一批都是地方学校教师，只不过代地方官员撰写奏章，竟招来杀身之祸。当然，文字狱不限于奏章。朱元璋崇信佛教，对印度高僧释来复最为礼敬。释来复告辞回国，行前写了一首谢恩诗，诗中有两句：“殊域及自惭，无德颂陶唐。”

意思很明显，他生在异国（殊域）自惭不生在中国，觉得自己还没有资格歌颂大皇帝。但朱元璋的解释不同，他说：“殊，明明指我‘歹朱’。无德，明明指我没有品德。”

于是释来复从座上客变为阶下囚，处斩。

文字狱是围堵，八文是钓钩。

科举制度到明王朝，只剩下进士一科，并分为三个阶段完成。县级考试（县试）录取，称为秀才，即初级知识分子。然后才有资格参加省级考试（乡试）录取后称为举，即中级知识分子。然后才有资格参加由教育部（礼部）主持的中央级考试（会试）录取后再参加由皇帝主持（实际上由宰相或宦官主持）的最高考试（殿试）录取后称为进士，即高级知识分子。明王朝跟宋王朝一样，有一项不成文法，非进士出身，不能担任宰相（大学士）或部长级高级官员。

科举对知识分子的重要，至为了然。它是知识分子唯一的出路，汉、唐王朝时还有学校一途，明王朝则学校不过培养参加考试的才。汉、唐王朝还有立功边疆一途，明王朝则没有任何其他机会。朱元璋更规定考试范围，以《五经》、《四书》为限。《五经》、《四书》又以理学道学领袖物朱熹的注解为标准课本。本世纪（十四）八十年代，朱元璋更特别颁布一种试卷格式，规定应考的知识分子遵守。下世纪（十五）初期，第三任皇帝朱棣，进一步加以约束，规定使用八文。

“八文是一种文章的体裁，一篇文章中，不多不少的，恰恰包括八——一即两个或四个完整的句子，这形式是严格的，不能改变，改变便不是八了。但八主要的特征却在神方面，即内容方面。依照规定，作八文，不能发挥自己的意见，也不是自己在说话（八文中没有“我”字）而是儒家圣系统在说话，看起来四平八稳，面面俱到，实际上却什么都没有触及。这种文体，跟代数学上的方程式一样，用不着独立思考——事实上是严厉的禁止独立思考，只要能把圣系统的言语恰当地代八的方程式中，便是一篇最好的文章。如果被主考的试官欣赏录取，便可由秀才、而举、而进士，而成为国家的领导。至于怎么才能恰当地代，那就是自此之后直到十九世纪末期，五百年间，中国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最大奥秘，和最大学问。

知识分子所从事的唯一研究工作，是从《五经》、《四书》中选出全部可作为考试的题目，请老于此道的八专家，撰写数百篇八文，夜背诵。考试时，把适当的一篇，照抄一遍。就像赌博时押赌注一样，押中时就成为进士，被任命为官员；押不中时，则落第而归，下次考试再来。知识分子不接触其他任何书籍，甚至连《五经》、《四书》都不接触。年轻偶尔翻阅《五经》、《四书》或偶尔翻阅历史古籍，如司马迁的《史记》之类，不但自己会懊悔费宝贵的光，即家长和教师，也必大大的震惊。如果有竟然对文学艺术，如科学工程有兴趣，那更骇听闻，会被他的亲友所不齿。知识分子被八文硬拖到酱缸之中，没有自己的思想，更没有自己的感。不知道类还有别的知识和别的，只知道如何作八文，和如何做官，于是一种只有中国才有的“官场”社会形成。

明王朝统治阶层曾由这类知识分子组成，他们对的评价，完全以官为标准。——犹如资本主义社会对的评价，完全以钱为标准一样。为了做官，不但忍受廷杖的耻辱，还建立一系列的才哲学，宣称皇帝即是父亲（君父）所以“君要巨死，臣不敢不死”仅只廷杖，算不了什么。于是霎时间耻辱化为荣耀，本来应该愤怒的心，因已找到奇异的理论基础的缘故，反而大悦。尊严被严重歪曲，这正是酱缸文化的特征之一。

欧洲历史正开快车，本世纪（十四）已进文艺复兴时代，挣脱黑暗时代的枷锁，呈现一片耀眼的光明。而中国却被糟蹋到这种地步，真是一个巨大悲剧。

八靖难之役本世纪（十四）最后第二年（一三九八）君朱元璋逝世。二十二岁的孙儿朱允炆位。

明王朝面临它的瓶颈。

朱元璋共有二十六个儿子，长子即皇太子（朱允炆的父亲）早死；另一幼子也早死。其他二十四个儿子，全都分封到各重要地区。这些亲王每都拥有一万五千左右的警备部队，称为“护卫”在北方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