败，而一些没有冒一点危险的大先生，却在一旁议论纷纷，挑剔他的过错，使痛心。李陵以不满五千的步兵，沙漠与八万骑兵对抗，转斗数百里，箭尽力竭，但仍冒白刃反攻，部下毫无离心，自古名将，不过如此。他身虽被俘，却曾力挫强敌，也足以名垂天下。而且我更相信，李陵忍辱投降，绝非出自本心，他一定另有计谋，

报效祖国。”

纪元前八一年，刘彻已死，在匈羁留二十年的苏武被释回国时，写信给李陵，劝他一同回国。李陵复信说：“我当时所以不死，只是打算效法前辈英雄，有所作为。可是，大志未成，全族被刘彻屠戮，老母都不能幸免。仰天捶胸，眼泪流尽，继之泣血。”

忍辱负重的不可能被狂热分子体谅。沉痛的心，也不可能被浮滑之徒了解。所以李陵、司马迁不得不成为悲剧物。

刘彻既决心屠戮李陵全族，对司马迁赞扬李陵的话，当然使他大为光火，就把司马迁囚诏狱。法官会审的结果，确定司马迁犯了包庇叛徒的伪证之罪，判处死刑。司马迁的家为他好不容易借贷到一笔赎金，才减为次一等的腐刑——将生殖器割除。

腐刑固然痛苦，但尤其羞辱，司马迁几次都要自杀，但他终于在残忍的命运下活下去，为的是要完成他的《史记》巨著，他的苦心使我们感谢。

《史记》上自纪元前二十七世纪黄帝姬轩辕，直到本世纪（前一）他受腐刑之后。用二百余的传记，表达二千六百年间的事变化和社会变动。再用若表格和专题报导，作为补充。以简练的中国古文写出五十二万字巨书，成为中国史籍的珍宝。而且这种体裁，从此被史学家奉为圭臬，中国所谓“正史”两千年来都跳不出司马迁所创立下的范畴。

司马迁所遭遇的酷刑，不是孤立事件或偶发事件。它普遍的存在，而且已长久存在。中国司法制度，很早就分为两个系统，一庭——军法系统。

诏狱法庭的特征是，犯法与犯罪无关。法官的唯一任务是运用法律条文编撰一件符合上级目旨意的判决书。司马迁不过一个中级官员而已，即令最高级官员，只要陷进诏狱系统，都不能自保。像削平七国之，拯救西汉王朝的救星，后来担任宰相的周亚夫，他的儿子曾购买一些纸糊的刀枪之类的葬器，预备老爹死后焚化。有告发周亚夫私藏武器叛，立刻就被投进诏狱。周亚夫向法官解释那些只是死的用具，法官何尝不知道那是死的用具，但他们的任务不是追寻真相，而是执行命令，只好回答说：“你虽然没有在地上叛，但很明显的，你将在地下叛。”

周亚夫只有死亡。另一位农林部长（大农令）颜异，当皇帝刘彻发行一种专门向封国诈财勒索用的“鹿皮币”时，颜异仅只向外翻了一下嘴唇，也立刻被投进诏狱，法官判他犯了“腹诽”大罪——虽然没有在言词上反政府，但却很明显的在肚子里反政府。颜异也只有死亡。

诏狱法庭不限于直接冒犯了皇帝，一件谋反案发生后，无论这件谋反案是真的，或是出于诏狱系统——诬陷的，往往千千万万牵连进去，包括各色等。像亲王刘安谋反案，死于诏狱的就有数万。刘彻亲信江充揭发的巫蛊案，死于诏狱的也有数万。法官对失宠了的亲王、宰相、部长，当敢如此残虐的任意戏弄，低级官员和平民所受到的待遇，我们可用常识判断。以上世纪（前二）九十年代为例，十年中每年诏狱系统逮捕的囚犯，都有十余万，占全国总百分之一。亦即平均一百中，就有一个因谋反罪而身系囹圄，这个数目使毛骨悚然。

这是中国文明的一项耻辱，对此现象，路温舒首先提出呼吁，要求政府尊重，保障权。

路温舒，巨鹿（河北平乡），跟司马迁相反，无论在当时或在后世，都默默无闻，他只不过是司法部（廷尉）一名低级的总务官（廷尉史）但也正因为身在司法部任职，所以比普通了解的更为刻。纪元前六七年，司马迁受腐刑已三十二年，他给当时的皇帝刘病已上了一份奏章，露司法的黑暗，他说：“司法裁判，是国家大事，处死的不能复生，砍断的手足不能复续。《书经》上说：‘与其杀一个无罪的，宁可放掉一个有罪的。’可是，今天的司法裁判，却恰恰相反。法官们上下勾结，刻薄的，被称赞为廉明。残忍的，被称赞为公正。主持正义、昭雪冤狱的，却有被认为不忠贞的后患。所以，法官审讯案件，非致于重刑不可，他对囚犯并没有私恩怨，只是用别的自由和生命，来保卫自己的自由和生命而已。他必须把别陷重刑，他才可以获得安全。”

路温舒又说：“于是，死因所流的血，盈满街市。其他处刑的囚犯，更比肩相连。遇到行刑子，每次都杀万以上，诚感可哀。”

路温舒指出造成冤狱的原因在于供主义，他说：“之常，安乐时愿意活下去，痛苦时则求早死。苦刑拷打之下，要什么供就会有什么供。囚犯不能忍受酷刑的痛苦，只好照着问案员的暗示，捏造自己的罪状。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