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跟这样说话；“少听那些没见识的嚼舌根，就算有，也都是你们的，你听懂了没有，都是你们的”

视如己出的儿子如今还在号子里关着，下一代的独苗又倔如牛力。憋在眼里的湿润，在我的期盼中奔涌而出。或许是觉得我们都亏欠母亲吧，那是我稍微读懂了母

亲的无奈后的心思。那忧郁的对峙，黏浊得像锅里的浆糊，闷燥得莫名其妙。终于，熟悉的哭声直上云霄，我才松了气，但又不知道为什么。

“这是造了什么孽啊”做了一句度的总结。满脸挂着泪痕，身形消寂的走了。随手把院门带上，让有种与世隔绝的味道，四周寂静无声。

我转身，却不敢抬，我不觉得做对了什么。生是漫长的，没有什么获胜方。眼里通红一片，那个年纪的我，就知了生的复杂和无奈，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或许那就是成长的代价吧。

母亲走了过来，把我搂进了怀里，盯着她剔透耳珠的我有些失神。如果这世间有一种感能抚平我的烦躁，那就是母亲的那个拥抱，浸透心怀的温暖如水般蓬勃，至今我都历历在目。

我们之间的空气有些湿润了，那是泪水的余温，但我不知该怎么去安慰。或许根本就不需要。坚毅如此的母亲，在我面前哭过多次。她依旧沉浸在欣慰的虚幻世界中，对此豪不在意。记不清到底是多久，我只记得那温润的清甜，和痒丝丝的绪在心里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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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夏天那段时刻涨到历史洪峰的大水，国家一定是穷疯了，年底的农业上突到四千大关，听街坊们议论，田里的野菜怕是也当成了产值来计算，大家都怨声载道。没顾得生气几天，满脸愁肠的过来问主意。

本来是赋予希望的田地，一下变成压在肩的大山。我那时才了解到什么是三提五统，农民忙碌一年也得不来喘息，反而换来了贫寒迫。这是98年令我印象最刻的农业税。这突如其来的增收，让家里雪上加霜，为了给爸爸补款项，家底被掏得一贫如洗。母亲一月千余的工资，一直用于还学校垫付的债。到了这个节点，几家本就不算富裕的远亲也在催。差不多小两万，让她变得一筹莫展起来。

好在煎熬的时间持续不长，99年就发生了震动中央的“丰城事件”。上万农民为了抗税参与动，冲击政府机关，双方发生冲突，死伤数十。乡长和书记当场被活埋，派出所所长于一警被当场打死，尸体挂在树上嗮示众，农民的怒火可谓触目惊心。为了避免更多范围的骚，省抽调警力上千。血淋淋的代价才换来了农民喘息的机会，全国上下立即停止一切强征上缴的农业税。可这对我家的变化，有点为时已晚。

时逢14岁的我，对钱财上的烦恼，我根本就无能为力，只要和母亲不愁眉苦脸，疯起来嚣张跋扈的我，毕竟少年不知愁滋味，没几天就把那些事给忘了。吃腻了拍黄瓜，正值秋，田间地有太多的美味了，放了假，就跑到小学敲起了板栗。

学校里那些贪得无厌的老师，把能要的早早收了仓，挂在枝上是些仰着脖子也望不到的，这就是一群爬得比猴子还利索的我们，最后被遗忘的胜利果实。

集体行动，当然有明确的分工，被密集得像仙掌球的刺苞扎过几次，我当然不愿意站在树下挨打，一来到树下就迅速的爬了上去，拿着竹竿就一通敲，一个个形同刺猬的风板像下冰雹般，把树下的呆们扎得鬼哭狼嚎。

等王伟超怨声载道的跑远，我也失去了光明正大欺负他的机会。敲敲拣拣了半小时，每都收获了三四斤，几餐的板栗炒肯定是够了。最让我开心的，是王伟超他们都光荣负伤，大家还不能怨我。看着呆们额上隆起的包，和那密集的小红点，别提我多高兴。

回到家，母亲不在，和她和好如初后，我就放下了警惕。根本就没把星期天她不在家的疑问放在心里。栗苞我都是对着王伟超敲的，还没等他捡完，我就连敲几杆，他当然被砸得很不服气。苦着脸和我回了家，两大包麻袋捆起来的板栗苞往门一丢，就相约去河边钓鱼。

年幼的我们有太多的乐趣，尤其是在即将成年，这最后的时光里，浑身有使不完的活力。好像再不发疯的玩，就没机会了一样，同龄的我们大多如此。当我和王伟超背着鱼竿走到村，立马跟上来几个呆，这里面最奇葩的，当然数蒋婶的儿子，赵新明，我们笑点一般都由他挑起。

少年的报复自然没成那么极端。我刚把鱼漂放到水里，王伟超就提着鱼竿猛打，水珠时不时飞溅在我脸上，跑进我眼里，弄得心浮气躁。一个抓一个躲，不一会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有时候于之间的欢乐就是如此的低趣味。

赵新明的鱼线被老鼠咬断了，他就如驻提的河狸，抱着竹竿坐在河边，用嘴和手栓着鱼线。当别钓起肥硕的鲫鱼时，他急得满大汗。王伟超也想罢手，有什么比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