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时代的蔓昂城里，一定会对整个城中哒哒作响的木屐声印象刻，当时即使是上流社会的聚会，赤足穿着致的木屐都可以被看作是合乎礼仪的装扮。在一个湿闷热的热带城市里那会是一种遵从自然和传统的方式吧。

另一条更加蛮横些的规定是被提审的犯必须脱光自己。不管天气是冷是热，也

不管是男犯还是犯。那居然还是在我狱后第一次被提出监房的时候，当时任职春平监狱长的丹亲自告诉我的。那天他屈尊地进犯监区的１１５号囚室，态度和蔼地跟１１５０１号犯寒暄了一阵。我记得他问了我年纪，问了我有几个兄弟姐妹等等，并且许诺会在职责允许的范围内为我提供方便。我猜测，他可能是对传说中的反殖民主义美革命家多少有些好奇。

他带着两个手下跟着他。然后其中的一个给我打开了手铐，又蹲下去开我脚上的锁，然后他们告诉我说我必须就在他们面前把自己脱得一丝不挂。

「嗯，是这样的……」

监狱长说：「对你们进行讯问是刑事警察的工作，按照惯例……他们的工作可能会很激烈……那样的时候……可能会对你们的衣物饰品造成不必要的损坏……」

「现在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犯的私财产是安全的。」

他说。

于是我脱掉身上的所有私财产，包括内裤，按照狱规把它们叠整齐以后放进枕底下。他的手下再公事公办地把赤条条的我重新铐上手，锁上两只脚。

这样就是那条走廊了，经过廊的值班室，经过门边的哨兵出后门，站在阳光里贪婪地呼吸外面自由的空气……讯问室不在监室的这座楼里，靠院子后墙的一排平房距离主建筑稍远一些，狱卒在那里把我们给部里来的刑事警察。这个地方是备有拷打工具的。

民族和解政府成立以后监狱系统的警察基本保持了殖民时期的原状，只是更换了最高首长。丹以后调任国家警察学院的副院长，在一些正式的场合我有时会见到他。他有一次问我有几个孩子了，他应该是随问的。我想，话一出他就后悔了。在殖民时代遭到过逮捕和关押的中，有许多永远失去了生育能力。

我以后也一直没有孩子。

对于我，在春平时期的这些提审已经不是最激烈的了。如果秘密警察判断被逮捕的对象是比较的有价值，一般会在他们自己的秘密地点先行审问。我被捕后的一个月就是在警察总部的地下室里度过的，那才是一段非常，非常痛苦的时间。

那里不是监狱，没有狱规。审问者想做什幺就做什幺。通常一开始就会遭到流的强，那时候她们身上穿着的所谓「私财产」就已经被撕成碎片扔到不知道什幺地方去了。直到秘密审讯结束被送进春平监狱，我在等到家里送进来新衣服之前就不得不一直赤着身体。

然后就会是无穷无尽的酷刑，直到犯完全崩溃为止。几乎没有什幺，不管是还是男，能够坚持过一个星期以上的。我也没有。

用铁夹夹在敏感的部位，警察们坐在一边摆弄着电源开关，通上电的时候全身体里面的所有器官都象是正被拉扯着分裂开去，汗水会从全身上下一下子涌出来，两三回以后地下就积起了水渍。停下电的时候他们提一个装满的水桶过来，把我的按在里面，开始是呛水，后来就会从肺里往外呛血。他们还往我的背上和腿上浇过开水。几天以后我就没有什幺抵抗的意志了，他们要我说什幺我就说什幺。不过使秘密警察们痛的问题是，我确实没有组织和参加五三的示威游行，那整段时间我一直因为胃部炎症发作在家里生病。而我所有的朋友们或者已经被他们关在了隔壁，或者就是四散逃掉了。他们花费那幺大的力气最终只是证明了一个事实：连盈水的确就是一直负责团结阵线宣传工作的那个。在报纸上刊文鼓动反对殖民政府，为民族阵线的领袖，陈春符康他们撰写群众集会上的演讲稿，还有编制四处散发的宣传手册——是的，那些都是我做的，而且所有都知道，那从来就不是什幺秘密。

他们更重视的是我的，民族阵线的领导之一符康，当然，三五之后他也离开了蔓昂，警察们想要找到他。

五月四的半夜，符康在已经非常紧张的形势下到我家来和我告别，我搂紧着他的腰一直不肯放手，我们相拥着一直走到小院的门边，我就象是被抽掉了脊椎骨一样瘫软地倚靠在敞开的门扇上，泪眼婆娑地注视着他瘦削的背影在路灯下边越拉越长……鲜血已经流淌在大街上了，法律体制内的非力抗争已经结束，大搜捕正在进行当中……谁知道明天会变成什幺样？

因为生病，因为年迈的父母，也许还因为青春的勇气，我没有选择离开蔓昂。

我没有参与力，我只是写文，我就是要留下来等着，等着看那些撕开了法律面具的英国能拿我怎幺办。

那一夜之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符康。

跟所有的警察们一样，我也不知道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