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弊多。据恩格斯说，马克思先后五次否定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见诸中文版《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385页，第二十一卷541页附录，第三十七卷432页，第三十七卷446页，第二十二卷81页——看来马克思早已嗅出了主义的危险，不满思想的标签化。

邓小平多年前提出“不争论”，也一定是有感于“姓社”与“姓资”的主义之辩不过是麻烦制造者，是妨碍大局的源。这种闭嘴令，算是没办法的办法，是纸上主义都不够用和不合用的时候，舍名求实的一时方便。

两个主义已经够折腾了。如果把西方成千上万的主义都引东土，从费边主义到萨特主义，从修正主义到保守主义，从货币主义到福利主义，从达达主义到天体主义……这些高分贝理论尖声一齐登场，诚然热闹，诚然让开眼，诚然让学者们业务兴隆并且接轨西方，但对于解决实际问题来说，倒可能有多歧亡羊之虞。更重要的是，面对复杂多变的现实，“主义”式的一刀切、一根筋、一条路走到黑，其本身有多少智慧可言？一种疗救社会的综合方案，随机应变和因势利导的全部实践智慧，如何能装一两个单色标签里去？身边的事实是，如果中国要市场但少一点“市场主义”的狂热，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制度改革也许可以少走点弯路？如果美国要资本但少一点“资本主义”的偏执，他们也不至于对金融资本失去节制，一栽进二八年的金融风吧？

“主义”一次次成为制动闸失灵的思想，越出了正常的边界。

思想与文字的一体两面

近百年来，一批热衷于西学的中国新派英确有革新之功，但谭嗣同、刘半农、钱玄同、胡适、陈独秀、鲁迅等都曾力主废除汉字，甚至有主张全民改说法语，差一点闹到了“凡中必反”与“凡旧必弃”的激进程度。不过这一革新幸好夭折，使我们还有机会讨论下面的问题。

中国以前不说“主义”和“化”，大概与所用的语言文字有关。在论及文话题时，中文少单词，多复词；少单义型单词，多兼义型复词，比如大国小家合之为“国家”，公道私德合之为“道德”，内因外缘合之为“因缘”，活死理合之为“理”……这一类复词如双核芯片，应付两面，布下活局，对关联事物实行综合平衡和动态管理。作为先贤们“格物致知”的语言特产，这类词长于兼容和整合，长于知其一还知其二，连很多含义对立的事项也常常在中文里组合成词（东西、利害，痛快，褒贬等），几乎都难准确西译。这与中国古喜欢“利弊互生”、“福祸相倚”、“因是因非”、“法无定法”一类说法，在文化原理上一脉相承。在他们看来，以道驭理，谓之“道理”；然而道可道，非常道，总是充满着辩证的多义指涉，很难孤立地、绝对地、静止地定义求解，因此上述词语无非是实现一种八卦图式的阳统筹，以中庸、中道、中观之法协调相关经验——这几乎是中国不假思索就可接受的修辞方法。包括一些借道译而产生的译词，也仍然顺从这种修辞惯。

与这种语言相区别，很多西方语言文字呈现出某种词义原子化和单链化趋向——虽然也有复词和词组，也可表达兼义，但单词大多单义，单词贵在单义，单义词库益坐大，为们的线形式逻辑提供了最好舞台。古希腊哲学求公理之真，是一元论的，习惯于非此即彼的矛盾律、排中律、同一律。基督教倡救赎之，是一论的，习惯于非我必邪的争辩、指控、裁判以及战争。它们都免不了追求词义的纯和逻辑的严密，甚至都有一种几何学的味道，长于理法推演，志在绝对普世，因此不管是来自雅典的“格理致知”还是来自耶路撒冷的“格理致”，两相呼应，一路穷究，都是要打造永恒的、不变的、孤立的圣天理[1]。在这一过程中，真实（true）高于事实（fct），因逻辑推演而身份高贵，以至fct一词迟至十六世纪才伴随各种外来的物产和知识进欧洲词汇[2]。同是在这一过程中，对抽象的再抽象，对演绎的再演绎，使他们产出了不少“格理”而不是“格物”的语言，理法优先而不是经验优先的符号工具，诸如beg,nonbeg,otherness,sness,nothgness,thg-hood,for-tself-ness……让汉译者们一看就大，真是要译出高血压和病来。显而易见，这种语言确保了密，营构了形而上的天国，却忽略了活态实践中太多的半密、准密、非密以及无法密。

两种主流文化传统都经历过自我反思。很多西方曾不满意理法霸权，很多中国也曾不满意经验霸权。欧洲就有过质疑逻辑主义、理主义、科学主义的强大声。中国学也对本土文化传统中的含混、虚玄、圆滑、散、空、实用投机等等有过激烈批判。

在这种况下，中国也萌生追求文理密的冲动，包括对很多兼义词实行悄悄改造，以适应形式逻辑的需要。比如当今的“国家”实际上是指国，与家没有太多关系，兼义变成了偏义——科学家、法学家、学家不正是需要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