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义也不擅摆设。他们不知道大多数成功者的不凡价值，恰好是因为他们有意或无意地造福于类多数，而不是他们幸为社会“丛林规则”的竞胜者，可以独尊于历史聚光灯下，垄断文学对生命和感的解释。

最后，关于个的感觉也开始在好些作品中稀释。如果说，玩世不恭和愤世嫉俗在八十年代曾是勇敢的个，那么在今天已成为诸多娱乐化作品中“贫嘴雷锋”们的共同形象，已经朝野兼容蔚为时尚，就像摇滚、麻将、时装、美容、电子宠物等等，一转眼成为追随流而不是坚守个的标志。卡拉ok取代了语录歌，国标舞取代了“忠字舞”，弃学下海成了新一知青下乡，你不参与其中简直就是自绝于时代。市场体制确实提供了个竞出的自由空间，但在另一方面，一切向钱看的利欲专制又截堵了个生成的很多方向，全球经济一体化对地域、民族、宗教等诸多界限的迅速铲除，也毁灭了个生成的某些传统资源，与法西斯主义和革命造运动的文化扫没有什么两样，只是更具有隐形特点和“自由”的合法。于是，对于很多来说，坚守个倒是一件更难而不是更易的事了，获得感觉也是一件更难而不是更易的事了。昆德拉曾宣称，是最能展现个的禁域。但恰恰是最早在文学作品里千篇一律起来：每三五行就来一句粗痞话，每三五页就上一次床，而且每次都是用“白白的”、“圆圆的”一类套话以表心曲——这就是有些自作惊讶的“隐私”？《上海文学》最近一篇评论还发现：恰恰是有些“个化写作”号下的作品，不仅文风、节、物上彼此相似，连开和结尾都惊地雷同，这到底是更个化还是更公共化？

我们可以抹甘油以冒充眼泪，可以闹点文字癫痫以冒充千愁百怨，但我们没法掩盖在很多方面的感觉歉收甚至绝收——除了颓废业务还算气旺盛。颓废在这里不是贬义词。颓废可以成为大泻伪善的猛药，是多变的真实底线。但文学如果离开了对自然、弱者、个的感觉，就不能不失重和失血，连颓废也会多几分夸饰叫卖的心机，成为一些寄生者扎钱的假面。

也许，时代已经大变，我们在足以敷用的宣传品和娱乐品之外已不再需要文学，至少不再需要旧式的经典标尺。比如说我们的视野里正在不断升起高墙和大厦，而“自然”不过是一种书本上的概念，不再是我们可以呼吸和朝夕与共的家园。我们无法感觉常生活中似乎不再重要的东西，也不必对这些东西负有感觉的义务。更进一步说，在某种现代思的强词之下，我们“感觉残疾”的状态也许正是新类的标准形象。类中心的世界观，正鼓励们弱化对自然的珍重和敬畏，充其量只把自然当作一种开发和征服的目标。功利至上的生观，正鼓励们削减对弱者的关注和亲近，充其量只把弱者当作一种教训和怜悯的对象。而直线进步和普遍主义的文明史观，正强制们对一切社会新表示臣服膜拜，把“时尚”与“个”两个概念悄悄嫁接和兑换，让们在一个又一个流的裹挟之下，在程程追赶“进步”和“更进步”的忙碌不堪中，对生活中诸多异类和另类的个别反倒视而不见。这就是说，文学跟着感觉走，感觉却没有信马由缰畅行天下的独立和自由，在更常见的况下，它只是在意识形态的隐形河床里定向流淌。大而言之，它被一种有关“现代化”的宏大叙事所引领，在自由化资本体制与集权型官僚体制的协同推动下，进一种我们颇感陌生的感觉新区。

这里当然还会有感觉，还会有感觉的大量生产和消费，只是似乎很难再有感动。

当红顶儒商一批批从心狠手辣的“剥削者”形象转换为救世济民的“投资家”形象，当近代民族战争一次次从“国主义”的英雄故事转换为“抵抗文明”的愚顽笑料，意识形态霸权的新老变更轨迹已不难指认，而作者们的感觉已很难说纯洁无瑕。意识形态当然不值得大惊小怪。文学并没有洁癖，各种偏见从来不妨碍历史上众多作家写出伟大或比较伟大的作品，也不妨碍作家们今后写出伟大或比较伟大的作品。只是偏见一旦成为模式和霸权，意识形态才会成为一种强制和压迫，现实才会受到习惯曲解，们的视觉、听觉、触觉等方面的度受害才会危及艺术与。在这里，以为感觉永远是“个化”的从而永远安全可靠的说法，至少是对这种残害不加设防的轻浮自夸。

稍有常识的都知道，世界上从来没有纯属天然的感觉。幼儿与成的感觉不可能是一回事，原始与现代的感觉也不可能是一回事。石匠对布料没有感觉而水手对原没有感觉。把感觉当作与生俱来的个天赋或者丹田之气，不过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自恋者话。更重要的是，回归个感觉之道也各各相异。当年庄子是用“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之法来求得“涤除玄览”之功，禅宗是用“六根清静”、“无念无为”之法来通达“直契妙悟”之境。与此相反，很多自比庄禅的现代非理分子，却把感觉仅仅当作身体欲望到场的产物，通常是兴高采烈地奔赴声色犬马万丈红尘，用决不亏待自己的享乐主义，来寻求超越理的通灵法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