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牢固不变的定择关系。语境变，则含义变，功能变。这如同常生活中，一句脏话，此时可以表示厌恶，彼时也可以表达亲昵；一句红卫兵的号，昨天可以成为政治运动中的恐怖，今天却成为怀旧时的亲切或者表演中的搞笑。有那么多经历过“文革”恐怖的中国，眼下听到“文革”语录歌时居然一往，心花怒放，这种最常见的语言经验，足以证明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极其脆弱，没有一成不变的连接。

这没有什么怪。离开了特定的社会环境、文化格局以及生命实践的各种复杂条件，任何语言都只是一些怪的声波和墨迹，没有任何意义，更没有什么圣。鲁迅的表述一旦离开了鲁迅的语境，就完全可以移作他用，比如成为政治运动中的语言力。沈从文的表述一旦离开了沈从文的语境，也完全可以一无所用，比如成为三流文在一篇篇酸文中无聊的引征或抄袭。当然，与此相反的逆过程，比方说在语言中变废为宝和点石成金的过程，也同样存在。李锐的小说《无风之树》差不多是一场语言的泥石流，其中夹杂着很多“文革”时期的套话，即那些言义相违或有言无义的语言僵尸。但这些材料在李锐的语境里获得了一种反讽意义，呈现出新的价值，无异于僵尸复活。在这里，创造并非生造，推陈出新常常也是翻陈为新（·乔伊斯造出一些字典上没有的新字，可算是出于偶然的需要）。语言遗产在模仿家那里的死亡，在创造家那里则可能是休眠，是燃煤生成之前的腐积，将其翻用于恰当的语境，就有热能的成功激发。因此，语境是语言的价值前提。语言生命（鲁迅、沈从文等）可以在另一种语境里成为僵尸；而语言僵尸（“文革”套话等）也可以在另一种语境里焕发出生命。创造家们既非复古派亦非追新族，其创造力首先表现在对具体语境的敏感、判断、选择以及营构，从而使自己在这一种而不是那一种语境里获得最恰切有效的语言表现——价值就是在这个时候潜词语。

中国禅宗强调“道隐无名”、“言语道断”、“随说随扫”，表达了前对任何语符最彻底的不信任。他们的“道”不可以在任何静止和孤立的表述里定居，同时也可以在上述任何表述中降临，包括说粪说尿，说金说银，都可以释佛。他们对语符与义涵之间这种任择（rbtrry）关系的察，比索绪尔或者德里达的类似觉悟更早。

当然，任择关系不是没有关系，体现为定择关系的随机改变，却不体现为定择关系的完全取消。应该注意的是，应该承认的是，在现实中，言与义的关系一旦择定，也常有相对恒稳的状态。就像钟表与时间之间形成了既择关系之后，或者货币与财富之间形成了既择关系之后，改变这些关系虽然可能，却非易事——们经常只能在陈规和习惯中权且安身。常生活中的忌语，作为言义定择关系最僵化最化的产物，就是这样被接受的：因为母亲不可亵渎，母亲的名谓也就不可亵渎；因为信仰是不可背叛的，信仰的习语也就不可背叛，哪怕用“上帝”来取代“真主”、用“先生”来取代“同志”、用繁体字的“派对”来取代简体字的“扎堆”，也可能引起严重的文化冲突、政治纠纷乃至血刃相见。在这个时候，名似乎就是实，事物的符号俨然就成了事物本身，成了事物的替代物和有效凭证，甚至可以成为们对物质世界和利益关系的遥感遥控装置——话语的冲突几乎代理着们对现实体制的重新安排。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一定的况下，白话文会成为政治，朦胧诗也会成为政治，一切新的小说形式也会成为政治。们的价值指认可以被相应的语符暂时锁定，不得不在语言冲突中表现为固守或强攻。

连最不信任语言的禅宗，也有滔滔不绝的说教和针锋相对的辩难，可见在很多时候，语言还是有意义的，word并非时时可以脱离相应world的重力牵制，作轻浮无定的任意飘。

道隐“无名（言义任择关系）”与道涉“专名（言义定择关系）”各有其适用域，语言的游戏化与语言的权力化，也各有其合法。这无非是我们观察语言时，超出具体语境之外或切具体语境之内，会有不同的结果。在较为积极的事态里，“游戏”说可以瓦解语言的价值话，恢复语言无限多变的空间；而“权力”说可以使语言“空心化”的狂欢适时降温，恢复们对语言必要的价值审查和价值要求。

在谈到类理的时候，德国马克斯·韦伯采用价值工具的二元模式，对价值理与工具理做出区分。在我无能创新语符的时候（瞧，这就是作为既有语言之的时候），我愿意借用他这一模式，施之于有关语言的观察。语言到底是（工具）载体还是（价值）本体？我无法做出定于一端的回答，而且相信回答只能取决于们从何种角度观察，并且把特定语言现象置于何种语境：比方把白话文置于本世纪初还是本世纪末的不同语境。我还相信，在实际生活那里，这种略嫌粗糙的两分模式还省略了很多东西，比如省略了价值的强表现及较强表现、弱表现及较弱表现等等分寸，使我们只能粗而言之。价值像是一种流体，随着现实生的推动，在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