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决定（二一年六月十四俄罗斯《火星》周刊），又宣称懒惰完全可以用基因药物治愈（二一年九月四英国《每快报》），更有专家宣称政治信仰一半以上取决于的遗传基因（二一年《美国心理学家》杂志）。如果让上述文章中那些英国、俄国、美国、瑞典、以色列研究下去，我们也许还能发现极权主义的单细胞，或民主主义的经元？能发明让一吃就忠诚的药丸，一打就勇敢的针剂，一练就慷慨的气功，一就热万丈的生物芯片？能发明克服华尔街贪欲之患的化学方程式？……即便这些研究不无道理，与古代术士们对血型、体、面相、骨骼的生解读不可同而语，但们仍有理由怀疑：无论科技发展到哪一步，实验室都无法冒充上帝。

否则，制毒犯也可获一小份科技进步奖了——他们也是一伙发明家，也是一些现代术士，也在寻找快乐和幸福的秘方，只是苦于项目经费不足，技术进步不够，药物的毒副作用未获足够的控制，可卡因和k就过早推向了市场。

事是这样吗？

道德的核心内容是价值观，是义与利的关系。其实，义也是利，没有那么虚玄，不过是受惠范围稍大的利。弟弟帮哥哥与邻居打架，在邻居看来是争利，在老哥看来是可歌可泣的仗义。民族冲突时的举国奋争，对国族之外是争利，在国族之内是慷慨悲歌的举义。义与利是一回事，也不是一回事，只是取决于不同的观察视角。

一个高尚者还可能大无疆，及类之外的动物、植物、微生物以及整个银河星系，把小资听众感动得热泪盈眶。但从另一角度看，如此大其实也是放大了的自利，无非是把天下万物视为类家园，打理家园是确保主的安乐。如果有到了这种地步：主张类都死光算了，以此阻止海王星地质结构恶化，那他肯定被视为经病，比邪教还邪教，其高尚一文不值且不可思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道德其实很世俗，充满间烟火味，不过是一种福利分配方案，一种让更多活下去或活得好的较大方案。一个有饭吃了，也让父母吃一，也让儿吃一，就算得上一位符合最低纲领的道德义士——虽然在一个网络、飞机、比基尼、语言哲学、联合国维和警察所组成的时代，并非每个都能做好这一点。

作为历史上宏伟的道德工程之一，犹太—基督教曾提了最为普惠的福利分配方案。“你的邻居！”《旧约》这样训喻。耶和华在《以赛亚书》里把“穷”视若宠儿，一心让陌生受到欢迎，让饥民吃饱肚子。他在同一本书里还讨厌燔祭和集会，却要求信奉者“寻求公平，解放受欺压者，给孤儿伸冤，为寡辨屈”。圣保罗在《哥林多书》中也强调：“世上的，选择了最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这种视天下受苦为自家骨的怀，以及相应的慈善制度，既是一种伦理，差不多也是一种政纲。这与儒家常有的圣王一体，与亚里士多德将伦理与政治混为一谈，都甚为接近；与后来某些宗教更醉心于永恒（道教）、智慧（佛教）、成功（福音派）等等，则形成了侧重点的差别。

在这一方面，中国古代也不乏西哲的同道。《尚书》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管子》称“王者以民为天”。《左传》称“夫民，之主也”。而《孟子》的“民贵君轻”说也明显含有关切民众的天道观。稍有区别的是，中国先贤们不语“怪力”，不大习惯格化、传化、话化的赎救故事，因此最终没有走向学。虽然也有“不愧屋漏”或“举明”（见《诗经》等）之类玄语，但对们顶上的天意、天命、天道一直语焉不详，或搁置不论。在这里，如果说西方的“天赋权”具有学背景，是宗教化的；中国的“奉民若天”则是玄学话语，具有半宗教、软宗教的品格。但不管怎么样，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置最广大民群众的利益于道德核心，其“上帝”也好，“天道”也好，与“民”均为一体两面，不过是道德的学符号或玄学符号，是工程的形象标识，一种方便于流传和教化的代指。

想想看，在没有现代科学和教育普及的时代，他们的大众传播事业又能有什么招？

“上帝死了”，是尼采在十九世纪的判断。但上帝这一符号所聚含的民怀，在学动摇之后并未立即断流，而是进一种隐形的延续。如果们注意到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多出自僧侣群体，然后从卢梭的“公民宗教”中体会出宗教的世俗化转向，再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构想中听到“天国”的意味，从“无产阶级”礼赞中读到“弥赛亚”“特选子民”的意味，甚至从“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制度蓝图，嗅出教堂里平均分配的面包香和菜汤香，嗅出土地和商社的教产公有制，大概都不足为怪。这与毛泽东强调“为民服务”，宣称“这个上帝不是别，就是全中国的民大众”（见《毛泽东选集》），同样具有历史——毛及其同辈志士不过是“奉民若天”这一古老道统的现代传。

这样，尼采说的上帝之死，其实只死了一半。换句话说，只要“民”未死，只要“民”、“穷”、“无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