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下雨，他对黎的雨天和林荫道由衷赞美，于是相信中国的幼儿园大多在贩婴和杀婴，相信中国的瓜果统统污染含毒，相信中国即将经济崩溃而且根本不可能有历史和哲学，即使有的话，只可能是赝品。他比我所见到的任何西方都要厌恶中国，虽然他侨居十载还说不好法语，只能在华区混生活。

我理解这样的谈话。他必须夸张，必须在我这个同胞面前夸张，否则他怎么能为自己十年穷困漂泊做出解释？怎么能为自己放弃专业前景找一个合适理由？

我对中国的很多事也极不满意，甚至怒火冲天，但不愿意迁就谣言。我不愿意把谣言当批评，也不愿意用同样夸张的手法为中国争体面，以便让自己也沾沾光，使自己在国内的子变得顺理成章一些。用背景给演员加分，把自我价值的暗暗竞胜，延伸成一场关于居住地的评比活动，毕竟没有多少意思。

更重要的，我明白他的表达并不是他的全部。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当白警官对他结结的外语勃然大怒，当白雇主把他的中国文凭不屑一顾摔出桌外，当那些贩婴杀婴和污染含毒一类传闻不是被他描述而是在白们的报纸上炒，并且引来他们对所有黄脸无比怜悯和惊疑（这样的时候即便不多但一定会有），他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他已经取得了绿卡，但那一个小本还未烙上他的度感，并不能让他的生命从再来。他也许会在恼怒自己一身黄皮的同时，鬼使差地对黎富区吐水，在白同事那里瞎吹中国的气功、美食、孙子兵法，在电视机前为中国运动员任何一次夺冠大叫大喊，甚至还会为孩子压根儿不愿说中文或者不愿听父亲说中文而跳如雷，在房间里为伟大的中文走来走去一泄胸中恶气。

在那样的时候，他是谁？

文化ntty，即文化认同，或者文化身份的确定，也许是一个来源于移民的问题，是文化汇和融合所带来的困惑。当异域在船的海平面浮现，当超音飞机呼啸着大大略去了空间距离，文化与地域、种族以及肤色的传统链接，立刻出现了动摇。们走出乡，走出县，走出省，走出国界，越来越习惯把童年和祖母的方言留在远方。几乎没有一种文化还能纯粹，也没有任何一个还能固守自己纯粹的文化之根。传教士、商、黑、远征军、难民、留学生、旅游者、跨国公司……他们一直在或或浅地率先接受文化嫁接，或多或少地改变着一片片文化环境。

移民在剧增，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未来无疑更是一个大移民世纪，是一个路上多拥挤和行色匆匆的世纪，是生活不断从登机和候车室开始的世纪。文化认同正成为一个时代的政治事件，正成为旅途上一件越来越沉重的心理行装。即便没有移民局官员作身份甄别，很多也会在心中升起一个恍恍惚惚的疑问：我是谁？

欧美主流文化崇尚个至上，却一个劲时兴着类属认同，即划线站队的ntty，当然很有意思。这不是什么庸自扰的怪念。同样作为分类学的好者，中国也把“不伦不类”、“非驴非马”一类用作贬义词，显示出对混杂状态的普遍恐惧，显示出对某种本原和单质的习惯好。你不可能什么都是，没有权利什么都是。冷战结束后的民族主义冲突，更使一些学找到了新的营生和新的题材，更愿意把一场文化差异的大清查当作新兴知识产业，强迫们在分类目录面前自报出身和接受检查，非此即彼地选择自己的归属——这种热闹事态的背景，是美国学者亨廷顿著名的“文明冲突论”，是德、英等西方国家排斥和限制外来移民的喧嚣，连法国这样的权思想原产地，中左力量也无法阻止国会通过歧视移民的最新法案。

困难在于：文化差异是存在的，也不应该轻易化约，但文化身份被太当成一回事的时候，也许就掩盖了另一个重要事实：当今之已大多程度不同地进了文化多重状态。一个，可能是语言上的塞尔维亚，却是血缘上的克罗地亚；是宗教上的阿拉伯，却是生意上的以色列；是衣着上的北尔兰，却是文学上的英格兰；是家庭伦理上的中国，却是法则上的法国；是饮食上的本，却是足球上的阿根廷；是聊天时的四川，却是购物时的香港；是政治生活中的北京，却是影视消费上的洛杉矶；甚至是这间房里的这一个却是那间房里的另一个，是这个小时的这个却是下一个小时的另一个……这一个个多边形和多面体，这些数不胜数的文化混血杂种，怎样划线站队？即便这杂种与那杂种之间还有很多差别，但不论强国的民族主义还是弱国的民族主义，派发标签的出身政审意味是否有些率不智？

l·托马斯是美国著名生物学家。在《水母与蜗牛》这本书里，他嘲笑病医生们把一个的多个“自我”当作分裂症特征。在他看来，一个如果有七八个自我，也只是一个合合理的小数目。多个自我共存并不是病态。如果说这种况与分裂症有区别的话，那么唯一的区别在于，病的多个自我总是一拥而上，成一团，不能像正常做到的那样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