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的那个。”

到了内殿，他俩看见观音像，手持一串念珠。

苏东坡问：“观音自己是佛，还数手里那些念珠何用？”

佛印回答：“嗅，她也是像普通一样祷告求佛呀。”

苏东坡又问：“她向谁祷告？”

“向她自己祷告。”

东坡又问：“这是何故？她是观音菩萨，为什么向自己祷告？”

佛印说：“你知道，求难，求不如求己呀！”

他俩又看见佛桌上有一本祷告用的佛经。苏东坡看见有一条祷告文句：

咒咀诸毒药，愿借观音力，

存心害者，自己遭毒毙。

苏东坡说：“这荒唐！佛心慈悲，怎肯移害某甲之心去害某乙，若真如此，佛

便不慈悲了。”

他请准改正此一祷告文句，提笔删改如下：

咒咀诸毒药，愿借观音力。

害与对方，两家都无事。

在苏东坡与佛印富有讥讽妙语的对话中，大都是双关语，难以译成另一国文字，

不过下面有一条：

“鸟”这个字有一个意思，在中国俚语中颇为不雅。苏东坡想用此一字开佛印

的玩笑。苏东坡说：“古代诗常将‘僧’与‘鸟’在诗中相对。举例说吧：‘时

闻啄木鸟，疑是叩门僧。’还有：‘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我佩服古以

‘僧’对‘鸟’的聪明。”

佛印说：“这就是我为何以‘僧’的身份与汝相对而坐的理由了。”

这些轶事中总是说这位和尚斗智胜过了苏东坡这位诗。我疑心这些故事都是

佛印自己编的。

根据现在可知的记载，中国的娼制度，创始于战国的管仲，他订这种办法作

为士兵的康乐活动。甚至在苏东坡时代，还有官，当然另有私娼。但是中国却有

一种特殊的传统发展出来，就是出现了一种高级的“名”，与普通的娼大为不

同，她们在中国文学史上崭露角，有些自己本就是诗，有些与文的生活密

切相关。她们这一阶层，与中国歌曲音乐史的发展，及诗歌形式的变化，密不可分。

中国诗歌经文亦步亦趋呆板生硬的模仿一段时期之后，诗歌已成了一连串的陈词

滥语，这时往往是这种名创一种新形式，再赋予诗蓬勃的新生命。可以说音乐与

诗歌是她们的特殊领域。因为演奏乐器与歌唱都受闺阎良家子所歧视，原因是那

些歌词都离不开与，认为对窦初开的少有害，结果音乐歌舞便完全由歌

保存流传下来。

在苏东坡时代的生活里，酒筵公务之间与歌相往还，是官场生活的一部分。

和苏格拉底时代名阿西西亚参加男的宴会相比，也没有什么丢脸的。歌

在酒席间招待，为客斟酒，为大家唱歌。她们之中有不少颇有天赋，那些会读书

写作擅长歌舞的，多为文学者所罗致。因为当时不得参与男的社活动，

男需求相陪伴，男只好向那些职业的才群中去寻求快乐。有时，那种

调挑逗却是纯真无邪，也不过是戏谑而已，倒有几分像现在的夜总会的气氛。歌

唱的都是谈说的歌曲，或轻松，或世故，或系痴苦恋，或系假义虚，但

暗示云雨之，或明言鱼水之欢。高等名也颇似现代夜总会的歌艺，因为芳

心谁属，可以自由选择，有些竟有不寻常的成就。宋徽宗微服出宫，夜访名李师

师家。总之，当时对的看法，远较今轻松。美国曼哈坦的诗今不为歌

写诗，至少不肯公然出版，可是当杭州的诗则为歌公然写诗。即使是颇负众

望的正君子，为某名写诗相赠也是寻常事。在那个时代，不但韩琦、欧阳修曾

留下有关的诗，甚至端肃严谨的宰相如范仲淹、司马光诸先贤，也曾写有此类

诗。再甚至忠国的民族英雄岳飞，也曾在一次宴席上写诗赠予歌。

只有严以律己的道学家，立身之道完全在一“敬”字，同于基督教的“敬畏上

帝”，只有这等才特别反对。他们有一套更为严厉的道德规范，对邪特别敬而

远之。道学家程颐——苏东坡的政敌，在哲宗皇帝才十二岁时，他就警告皇帝提防

邪的诱惑。这位年轻皇帝竟那么厌恶这种警告，到他十八岁时，只有一个

就把他说服了，使他相信那个是对的，而那位道学家是错的。有一次，程颐

的一个学生写了两行诗，论“梦魂出窍”，在梦中去找，程颐大慌，喊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