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是为害甚大的。因为

在一项主张成为不可侵犯之时，要实现此一目的的手段，便难免于残忍，乃是不可

避免之事。当时况如此，自然逃不出苏东坡的慧眼，而且兹事体大，也不是他可

以付之轻松诙谐的一笑的。他和王安石是狭路相逢了；他俩的冲突决定了苏东坡一

生的宦海生涯，也决定了宋朝帝国的命运。

苏东坡和王安石，谁也没活到亲眼看见他们相争的后果，也没看到北方异族之

征服中国，不过苏东坡还活到亲眼看见那广事宣传的新政的恶果。他看见了王安石

那么的农民必须逃离乡里，并不是在饥谨旱涝的年月，而是在五谷丰登的年月，

因为他们没能清还硬他们向官家借的款项与利息，因此若胆敢还乡，官吏定要捕

之狱的。苏东坡只能为他们呼天求救，但是却无法一施援手。察访民的官员，

伪卑劣，以为对此新政新贵之缺点，最好装聋做哑，一字不提，因为当权诸公并

非不知；而对新政之优点，乃予以饰夸张，锦上添花。说漫天之谎而成功(倘若

那些谎言漫天大，而且又说个不停)，并不是现代的新发明。那些太监也得弄钱

谋生。在这种形之下，玩法弄权毫不负责之辈，就以国运为儿戏，仿佛国家亡

的后果他们是可以逃脱的。苏东坡勉强洁身自全，忍受痛苦，也是无可奈何了。皇

帝虽有求治的真诚愿望，但听而不聪，误信言，终非明主，焉能辞其咎？因为在

国家大事上，他所见不明，他每每犯错，而苏东坡则料事无误。在实行新政神圣不

可侵犯的名义之下，百姓只有在朝廷的高压政治之下辗转呻吟。在疯狂的争权夺利

之中，党派的狂热，竟凌驾乎国家的利益之上。国家的道德力量、经济力量一大为

削弱。正如苏东坡所说，在这种形之下，中国很容易被来自西伯利亚的敌征服

了。群小甘心充当北方强邻的傀儡，名为区域独立，而向金臣服。在此等形之

下，无怪乎朝廷灭亡，中国不得不迁往江南了。宋室官室在北方铁蹄之下化为灰烬

之后。历史家在一片焦瓦废墟中漫步之时，不禁放目观望，胸沉思，以历史家的

眼光，先知者的身份，思索国家百姓遭此劫难的原因，但是时过境迁，为时已迟了。

苏东坡去世一年，在当权的群小尚未把长江以北拱手奉送与来自穷沙大漠的他

们那异国的君王，一件历史上的大事发生了。那就是有名的元佑党碑的建立，也

是宋朝朋党之争的一个总结。元佑是宋哲宗的年号(一0八六——一0九三)，在这

些年间，苏东坡的蜀党当权。元佑党碑是哲宗元佑年间当政的三百零九的黑名

单，以苏东坡为首。碑上有奉圣旨此三百零九及其子孙永远不得为官。皇家子

亦不得与此名单上诸臣之后代通婚姻，倘若已经订婚，也要奉旨取消。与此同样的

石碑要分别在全国各县树立；直到今天，中国有些山顶上还留有此种石碑。这是将

反对党一网打尽，斩尽杀绝的办法，也是立碑的群小蓄意使那些反对党千年万载

永受羞辱的办法。自从中国因王安石变法使社会衰，朝纲败坏，把中国北方拱手

让与金之后，元佑党碑给的观感，和立碑的那群小的想法，可就大为不同

了。随后一百多年间，碑上的子孙，都以碑上有他们祖先的名字向夸耀。这就

是元佑党碑在历史上出名的缘故。实际上，这些碑上的祖先之中，有的并不配享

有此种荣耀，因为在立碑时要把反对党赶尽杀绝，那群小便把自己个的仇敌的

名字也擅自列了，所以此一黑名单上的是好坏兼而有之的。

在徽宗崇宁五年(—一0六)正月，出乎神意，天空出现辇星，在文德殿东墙

上的元佑党碑突遭电击，而为二。此是上天降怒。毫无疑问，徽宗大惧，但因

怕宰相反对，使在夜时分偷偷儿把端门的党碑毁坏。宰相发现此事，十分懊

恼，但是却大言不惭的说道：“此碑可毁，但碑上名则当永记不忘！”现在我们

知道，他是如愿以偿了。

雷电击毁石碑一事，使苏东坡身后的名气越来越大。他死后的前十年之间，凡

石碑上刻有苏东坡的诗文或他的字的，都奉令销毁，他的著作严禁印行，他在世时

一切官衔也全予剥夺。当时有作家在杂记中曾记有如下文句：“东坡诗文，落笔辄

为所传诵。崇宁大观间，海外苏诗盛行。是时朝廷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禁愈

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