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于割除积弊，积极接受新事物，从而形成一自上而下的废旧出新的强大推动力量，这是本战略文化的突出优点，也是本大战略的成功之处。但在自身变革成功之后，本民族传统的优越与危机意识的矛盾结合又会再度打维持战略目的与手段平衡的理思维，从而引导本走向歧途。

本历来是一个喜欢与强者为伍的国度。早在1885年，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在《脱亚论》中就提出：“我本国虽地处亚细亚东陲，但其国民神却已摆脱亚细亚的固陋，而移向西洋的文明。”他呼吁：“为今之谋，我国不可犹豫，与其坐待邻邦之进步而与之共兴亚洲，不若脱其行伍，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之方法，不因邻国之故而彬彬有礼，只能按西洋待其之方法处理之。”他的言论表达了近代本在发展道路的问题上做出的选择，也是本崛起过程中基本战略谋划的一个缩影。可以说，“脱亚欧”的观念既推动着近代本实现了成为亚洲乃至世界强国的梦想，也使本逐渐偏离和平发展的目标，逐渐走向以邻为壑、侵略扩张的帝国主义侵略之路。

但不管怎样，本是第一个受到强烈的异质文明冲击而开始现代化，并大体取得成功的国家，也是第一个基本实现了现代化目标的亚洲国家。正如陈晓律先生所说，本的崛起过程呈现出所有后现代国家的一般特征，即：变革的压力来自外部，而不是本国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变革是由英阶层推动的，自上而下进行的；在变革当中，国家政权起到了异乎寻常的作用，而建立一个愿意推动变革的强大的政权是实现现代化的主要任务。特别是最后一个特征正是本成功的关键。建立一个愿意推动变革的强有力的国家政权，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条件，却是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历了多少年的艰苦努力才达到甚至尚未达到的。其中的成功经验如同本速兴骤亡的历史所给予我们的教训一样都是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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