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方说只不过二十分钟模样的谈话，但我怎么能形容我那时在美的神奇的启示中的全生的震？——我与你虽一度相见——但那二十分不死的时间，果然，要不是那一次巧合的相见，我这一辈子，就永远也见不着她——会面后不到六个月她就死了。”从《哀曼殊斐儿》中可以看出他们由片刻造成的永恒的友谊：

我昨夜梦幽谷，

听子规在百合丛中泣血，

我昨夜梦登高峰，

见一颗光明泪自天堕落。

……

我与你虽仅一度相见——

但那二十分不死的时间！

谁能信你那仙姿灵态，

竟已朝雾似的永别间？

至于徐志摩与印度诗泰戈尔的友谊，更是中印文化流中的一段佳话。他与泰戈尔的认识，是从他负责筹备接待工作开始的。他们的往迅速发展为厚的个友谊。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九泰戈尔专程自印度来上海徐志摩家中作客，二三天后始去美国、本讲学。泰戈尔回国途中又住徐家。据陆小曼介绍，”泰戈尔对待我俩象自己的儿一样的宠”，而且向他的朋友们介绍他们是他的儿子、儿媳（陆小曼：《泰戈尔在我家作客》）。

在徐志摩那里，由于视野的开阔，培养了一个世界的文化格。他对于世界了解的迫切感，那种因隔膜而产生的强烈求知欲，对当时中国一批最先醒悟的知识分子的文化倾向有很大的影响。徐志摩是这批知识分子中行动最力的一位。他对外来文化的态度不是停留于一般的了解，而是一种积极的加。

热好动的习，使徐志摩拥有众多的朋友。”志摩的国际学术往也是频繁的。他被选为英国诗社社员，-笔会-中国分会理事，印度老诗泰戈尔与他最是忘年之，还与英国哈代、赖斯基、威尔斯，法国罗曼·罗兰等等，都有往。”（陈从周：《记徐志摩》）据陆小曼回忆，”志摩是个对朋友最热的，所以他的朋友很多，我家是常常座上客满的：连外国朋友都跟他亲善，如英国的哈代、狄更生、迦耐脱。”（《泰戈尔在我家作客》）这种往基于刻的内心要求，而不是外在原因的驱遣。

据邵华强《徐志摩文学系年》及徐志摩《欧游漫记》，一九二五年出国期间他的活动充分体现了上述的特点：三月下旬拜访托尔斯泰的儿，祭扫克鲁泡特金、契诃夫、列宁墓；四月初赴法国，祭扫波特莱尔、小仲马、伏尔泰、卢梭、雨果、曼殊斐儿等墓；在罗马，上雪莱、济慈墓……徐志摩说自己：”我这次到来倒象是专做清明来的。”

他显然不是作为一位旅游者，甚至还不仅是怀着文化景仰的心进行这些活动的。他是主动另一种文化氛围，最终也还是提供一种参照。一九二四年写的《留别本》，留别的是本，寄托的是故国的沉思，以及使命感的萌醒。目睹本对于往古风尚的保全，他掩抑不住内心的羡慕，为祈祷”古家邦的重光”，他地陷沉思：

但这千余年的痿痹，千余年的懵懂：

更无从辨认——当初华族的优美，从容！

摧残这生命的艺术，是何处来的狂风？——

缅念那遍中原的白骨，我不能无恫！

……

我欲化一阵春风，一阵吹嘘生命的春风，

催促那寂寞的大木，惊他长的迷梦；

我要一把崛强的铁锹，铲除淤塞与臃肿，

开放那伟大的潜流，又一度在宇宙间汹涌。

徐志摩这番感慨因及己而发，由此可以窥见他旨在”惊他长的迷梦”的愿心。徐志摩在西方文化面前表现出相当程度的迷恋，如他在《黎的鳞爪》中所显示的陶醉感，便是此种表现。但这正是徐志摩复杂之所在。要是不存在这种复杂，徐志摩也就失去他的有局限的存在。

东西方文化的隔膜太遥远。由于国，也由于语言、文字，中国知识分子在世界的往中，往往充当了”孤独者”的角色。能够象徐志摩这样以充分的认同、而又不忘借他山之石以攻玉的诗是很少的。要是他活得更长一些，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影响的扩大，他一定会在促进东西方的流与了解中起更为显著的作用。

诗艺的”创格”

整十年前我吹着了一阵奇异的风，也许照著了什么奇异的月色，从此起我的思想就倾向于分行的抒写。一份刻的忧郁占定了我；这忧郁，我信，竟于渐渐的潜化了我的气质。

这里所述是一九二一年徐志摩开始诗歌创作的最初半年的景。那诗竟如山洪发，不择方向地冲：

生命受了一种伟大力量的震撼，什么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顾间散作缤纷的花雨。我那时是绝无依傍，也不知顾虑，心有什么郁积，就付托腕底胡给爬梳了去，救命似的迫切，那还顾得了什么美丑！我在短时期内写了很多，但几乎全部都是见不得面的。这是一个教训。

——《猛虎集·序》

徐志摩一九二一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