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他们也是啊，不比我们缺少什么。他们喊我母亲为‘马达姆’，马达姆的意

思就是‘太太’，啊，太太，太太，可我们这位太太能一次扛上5普特面。

她那浑身使不完的劲儿简直有点可拍，我20岁的时候，她不能揪住我的发毫不费力

地摇晃几下。

“勤务兵米郎特别喜欢马，他经常去各户的院子里，打着手势要给家洗马！

“开始大家还怕他的什么坏主意，可后来老百们都主动去找他：米郎，洗马！

“这时候，他就会一笑，低着跟着走了。

“他是个红发、大鼻子的家伙，嘴唇特别厚。管马是他的拿手好戏，给马治病也是一

绝。

“后来，他在尼尼做了个马医，不久他疯了，被活活打死。

“第二年春天，那个军官也病了，在春神尼古拉纪念那天，他心事重重地在窗前坐

着，把伸到了外面，死了。

“我偷偷地哭了一场，因为他对我很好。他常常揪着我的耳央亲切地说些我听不懂的法

国话。

“和的亲近，不是钱能买到的。我想跟他学法国话，可线母亲不让。她把我领到神

父那儿，神父找打了我一顿，还控告了那个军官。

“唉，宝贝儿，那会儿的子太难了，你有赶上，别代你受了那份儿罪……”

天完全黑了下来。

姥爷在黑暗中好像突然变大了，眼睛放着猫似的亮光，语气激烈而狂热，说话的速度也

快了许多。

他讲到自己的事儿时就这样，一反他平时那小心翼翼、苦有所思的状态。

我非常不喜欢他这个不故意记住，可却抹也抹不去地印在了我的记忆里。

他一味地回忆过去，脑子里没有童话，也没有故事，只有过去的事，他不喜欢别问

他、提问题，可我偏要问问他：

“啊，那你说谁好，法国还是俄国？”

“那谁知道啊？我又没有看见过法国在自己家里是怎么生活的！”

“那，俄国好吗？”

“有好的，也不坏的。”

“可能隶时代的不好点儿，那时候们都让绳子捆着。

“现在可好，自由了，可却穷得连面包和盐也没有了。

“老爷们自然不太慈善，可他们都很明，当然也有傻蛋，脑袋跟袋似有，随便你往

里边装点什么，他都兜着走。”

“俄国有劲儿吗？”

“有很多大力士，可只有力气没用，还要敏捷，因为你力气再大也大不过马去！”

“法国为什么我们进攻？”

“那可是皇帝们的事儿，我们可不知道。”

“拿仑是什么的？”

他是个有野心的，要征服全世界，然后要让所有的过上一样的子，没有老爷也没

有下，没有等级，大家都平等，只是名字不同而已。

“当然信仰也只有一个。这可就是胡闹了！就说这海里的东西吧，也只有龙虾长得一

样，没法区别，鱼可就有各式各样的了：鳟鱼和鲶鱼合不来，鲟鱼和青鱼也不能作朋友。

“我们俄国也出过拿仑派，什么拉辛·斯杰潘、提摩菲耶夫，什么布加奇、叶米里

扬、伊凡诺夫……”

他默默地注视着我，眼睛睁得圆圆的，似乎是第一次见到我。

这有点让不高兴。

他从来没有和我谈起过我的父亲和母亲。

我们谈话的时候，姥姥常常走进来。

她坐在角落里，许久许久也不吭一声，好像她不在似的。

可是她会突然柔和地上一句：

“老爷子，你记不记得了，咱们到木罗姆朝山去，多好啊？

那是哪一年来着？”

姥爷想了想，认真地回答：

“是，是在霉病大流行以前了，就是在树林里捉拿奥郎涅茨那一年吧？”

“对了，对了！”“没错儿！”

我又问：

“奥郎涅茨是什么的？他们为什么要逃到树林里去？”

姥爷有点有耐烦地说：

“他们都是普通老百，从工厂里乡材中逃出来的。”

“怎么捉他们啊？”

“就跟小孩儿捉迷藏似的，有跑，有追”逮住了，就用树条子抽，用鞭子打，鼻子

打，额上砸上印，作为惩诫的标记。”

“为什么？”

“这就不好说了，不是要咱们明白的事儿。”

姥姥又说：

“老爷子，你还记得吗？大火以后……”

姥爷很严肃地问：

“哪一次大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