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猛然一跳，几乎不假思索地便扑上去抱住了他。若非这一撞一抱，吕不韦决计不会留下来听平原君说叨。

多年磨练，他已经有了一个确定不移的约束：与官谋商，不涉政事。这一约束，来自与田单多年往的阅历：商一旦涉政，轻则影响对市利的判断，重则毁灭商家大业的根基。然则，要做旷世大商，不做官府生意便是空谈；要做官府生意，不与官员来往还是空谈；要与官员来往，不言及政事则几乎无从结。这便是天下大商的共同路数：以牟利需要而接触官员，不期然言及政事，便渐渐地由浅生出来往之谊，最终相互为援，皆大辉煌！然则，吕不韦却对这种路数大不以为然。大争之世，政无恒势，显官大臣最是动无常。此其时也，周流财货之商旅却是天下最需要的行道。举凡鏊兵大战，大臣官员便是肃杀换代之期，商却是大发利市之时。两厢比较，以兴旺恒长之业，就动无常之道，岂非火中取栗？思谋揣摩之下，吕不韦便有了自己与显官权臣往的独特方式：让利守信，不涉政务。这个“不涉”，大要有三：其一，洽谈商事单独晋见当事官员，绝不在官员与部属会商政事时晋见；其二，商事接妥当便行告辞，绝不海阔天空；其三，谈商期间，官员若有即时公务，便即行告辞，约期另谈，绝不留场等候。多少年了，吕不韦都是以一贯之，在列国官场留下了极好的碑：持重练，不起事端，轻利重义，商旅大士也！

可是，那他竟留了下来，听完了平原君的全部说叨。

吕不韦突兀生出一个奇妙的评判——奇货可居，嬴异也！

按照范雎的说法：这个嬴异禀赋不差，然尚未加冠便做了“质使”，十余年过去，已经成了秦国弃儿；此子若无大变，或可立为安国君世子，以固安国君的太子地位。范雎介此事，自然有他不得已的苦衷。当初范雎主张老秦王仍然以安国君为太子，除了他自己与安国君好这一根基，最硬实的理由便是：安国君有两子堪为众多王孙中的才。如今，那个嬴傒已经被士仓断为“不堪”，安国君大起恐慌，只有密求范雎谋划。范雎多方思谋，便想到了托吕不韦打探嬴异境况这条路子，以图了结此事。范雎一再向吕不韦申明：他对这个做了十二年质的嬴异不抱厚望，只要有个消息知会安国君即可，其余便安国君自己决断，范雎决计不再陷其中。那范雎感慨良多，最后几句话竟是不胜唏嘘：“立嫡换代，风险难测也！老秦王尚遗忘此子，我与嬴异素昧平生，若再度错举不堪之，地下何颜面对老秦王矣！”基于此念，范雎托给吕不韦的事也实在不难：找到此，查勘一番境况，接济救困，而后再将消息密书告知范雎，吕不韦便算完成了又一桩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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