鞅却从来没有想过这样去做。他的严厉、他的自尊、他的注意力、他的尽公无私、都不允许他这样做。在商鞅看来，一个做错了事的若再去计较处罚他的，那是不可思议的！一个志存高远的法家名士，如果再存心回抚慰依法处置的罪，同样是不可思议的！即使这个“罪”具有最特殊的身份，他也不可能改变自己的本色。二十多年后，当商鞅敏锐觉察到这种“敬而远之”时，这种伤已经成了难以填补的鸿沟。

对心事的察，商鞅是无与伦比的，这种沟壑他看得很清楚。商鞅的过处，正在于他不会在大局上迷失自己。留在国中，与新君貌合神离，上下不同心，岂能再创大业？况且，新君嬴驷已经完全成熟，自己这个“镇主”权臣留在国中，反倒多有不便。更重要的是，秦孝公临终前的嘱托——嬴驷能扶则扶，不能扶则商君自立为秦公——使商鞅处于一种微妙的难堪地位。这个嘱托是当众说的，大臣们都知道，商鞅也认为这是秦孝公的肺腑之言。论能力，论实力，论威望，论民意，商鞅都可以做到废嬴驷而自立。按商鞅的本色品格，也绝不会顾忌天下非议与旧贵族的骂声。假若嬴驷真的不堪重任，商鞅是会那样做的，而且毫不犹豫，做得净利落。

但是，如今的嬴驷完全可担大任，且对新法一力维护，自己如何能因嬴驷与自己“不合”而发难？如果商鞅是一个以权力为第一生命的，也许恰恰这个“不合”，便是发难的最大理由。但是，商鞅毕生追求的恰恰是功业，而不是权力。功业完成之后，仅仅为了保持权力而倾轧，何谈顶天立地之名士？既然认可了嬴驷，就应当为他开道，让他放开手脚去做。一朝天子一朝臣，是明君岂怕找不到良才辅佐？留在国中，嬴驷坐立不安，非议也会纷至沓来，对自己不利事小，引起裂痕内事大。

商鞅辞官，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想引出那些神秘的影子。

除了秘密活动的公孙贾，商鞅对嬴虔和甘龙的死始终感到蹊跷，尤其在知道了秦孝公那次“元老宴”的真实意图之后，更是疑虑重重。假如这些“该死”者都没有死，他们显然是将希望寄托在嬴驷身上。难道这些发现了什么？笃定嬴驷会支持他们？如果是这样，商鞅倒想看看他们究竟要做什么。自己辞官，无疑会引得他们早出来，若有不测，自己也来得及收拾。

次清晨，刚刚举行完嬴驷的即位大典，商鞅就将辞官书给了国府长史。

大典一结束，嬴驷没有接见任何大臣，就径自回到了书房。他不急于和任何共商国是，他要看看动静，因为他嗅到了一异常的味道——昨天夜里，他书案上突然出现了一卷没有具名的《请举遗民书》！方才，长史又呈来了商君的《辞官书》。他觉得应当好好想想，绝不能轻易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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