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汉唐之显著区别，士大夫与民众都还没有做好成为“天下共主”之

心理准备。

而宋廷对辽国的回应，是由石越与范纯仁一起写的《讨契丹诏》。

诏书的内容十分简单：

“契丹本匈余种，窃据北国，盾称尊号。蠢兹北狄，匪茹其力，屡犯大邦

不遵理道。今又恃牛马之肥、肆蜂夏之毒，忘我大惠、侵我边州。联闻《春秋》之

义，大九世复仇，耻城下之盟。联已遣上将，大益兵，诸路齐驱，克期剪戮此

贼。天下士民，有能应接王师、纠合徒旅、雪此世仇者，联当不吝爵赏。凡敌未退

出吾土，而有敢言和，使联负万世之讥、诸夏蒙夷狄之辱者，当斩于东市，以谢天

下。布告中外，咸知联心。”

与这份《讨契丹诏》一同颁布天下的，是另一份《募天下雄豪杀番贼诏》，御

前会议立下的赏格是：生擒契丹一或获马一匹，赏钱二十千：斩首一级，赏钱十

千：十级以上，即加奖官职。所获财物，赏之。擒斩首领以上，令有司上奏，另

加优奖。战后凡愿从军者，优先录用：愿归农者，免赋役三年。

这两份诏书及时的中止了宋朝内部出现的分歧，至少是暂时压制住了各种反战

派的声音。

但石越心里也很明白，无论诏书写得多少斩钉截铁，决定战和意志的，仍然是

实力。倘若河北战场上节节败退，再如何慷慨激昂的文告，也阻止不了反战派与议

和派的声音抬。

石越与范纯仁已经有了共识，他们不介意在战争之前尽最大的努力避免战争

但是，战争一旦开始，他们就必须带给宋朝一场胜利。除了战胜者的身份外，他们

不打算接受任何其他的结局。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也许无论何时都不应该让自己陷背水一战的境地。过刚

则易折，只知战而不知和亦并非明智。但石越与范纯仁选择了釜沉舟。

因为他们心里都清楚，这个国家缺少的，不是刚。

不过，即便是选择了釜沉舟，他们要面对的，也不仅仅是契丹。

西夏使馆不断的向宋朝示好，职方馆已经向安在西夏的细作下令，以期确定

李秉常的真实态度。但这需要时间，不过以职方馆对西夏渗透少，既然迟至此时

仍未有不好的消息传回来，而西北诸边州也没有传回西夏军队异动之消息，那么石

越便几乎可以断定西夏是可信的。李秉常在西迁之后，也创立了一个专门的间谍

机构“四方察访司”，不过，他的四方察访使本身便是大宋职方馆的间谍，而在西

夏，职位比这币高币机要的宋朝间谍，还有三四个。至少目前来说，唯一能阻止宋

朝对西夏动静了解的，只有它们之间的距离。

但这些都是极机密之事，无论是为了安抚李秉常，还是巧妙的巩固西夏内部亲

宋派之地位，又或者令李秉常对这些间谍少起一点疑心，宋朝都有必要给西夏一点

甜。

然而朝中有许多的强硬派官员对此极为反对。他们认为西夏无论如何都不敢东

犯，就算东犯也是自取其辱，这些对李秉常恢复年号之举动耿耿于怀的官员，根本

不能接受石越打算送给李秉常的礼物—以市价卖给西夏两门克虏炮。

都承认既然辽国已有火炮，西夏拥有火炮也就是迟早之事。也没有会认

为卖给西夏两门火炮会对宋朝造成什么威胁，即使西夏能够仿造，其产量与能短

时间内亦难以与辽国相提并论。但即便如此，他们仍然不能接受这种易。

石越力主以此为契机，全面开放与西夏之武器贸易，倘若西夏能从宋朝这里

以相对公道的价格买到所需要的火炮，他们便不会有动力去发展自己的火炮工业。

但这个前提是宋朝不再将西夏视为敌。然而，短时间内，这样的转变连范纯

仁都难以适应。对西夏的猜忌心理，仍然根蒂固。

高丽则是另一个问题。

御前会议要求高丽立即出兵，威胁辽国的东京道。拍高丽正使虽然言语谦恭

却只表示会立即向高丽国王转达此事，并没有一应允下来。高丽既然心存观

望，御前会议脆给秦观下达救令，令他全权处理此事，务必伸高丽尽快向辽国

东京道出兵。

但两府都很清楚，高丽是一定会观望的，在胜负未明之前，他们绝不敢轻易得

罪辽国。他们的使节已经开始向两府诉苦，委婉的表达希望宋朝减免其债务之要求

—他们尚未派出一兵一卒，便先向宋朝开价了。

站尤高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