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可以选他们韩国，但是必须我们指定。”

杨天明有些迟疑的说道：“我也有过这样的想法，但是这么一来，这部《大长今》不久成了韩国的电视剧了吗？”。

陈锋心想这部《大长今》本来就是韩国的。

“大哥，这部《大长今》反应的是韩国的历史文化，虽然我们可以在国内找个对韩国历史有所了解的导演来指导，但做为这部剧本的编剧，我觉得要想将这部剧本中描写的韩国历史和文化充分的表现出来，还是请韩国的本土导演比较好些。这样拍出来会更加的厚重和自然。”

“这倒也是。”杨天明承认道，“不过，我看有必要再给这个剧组加上一个副导演，要用我们自己的才行。另外还有就是关于收益方面的，我们可不能白白便宜了高丽子。他们可以出，出场地，我们可以出钱，但拍出来后，我们必须占到八成以上的收益才行。”

陈锋对收益这些方面不是很关心，便说道：“这方面你自己看好了。”

“对了，小锋，若是让我们来指定韩国导演选的话，你心目中有没有合适的选。”杨天明问道。

陈锋闻言脑中非常顺利的就找到了这部《大长今》的原编剧“李炳勋”的名字，便自然的回答道：“我看就选李炳勋吧，他是韩国非常著名的古装剧导演。相信韩国的kbs方面应该会同意这个选，说不定他们本来也就属意这个。”

在韩国几年后进行的“对电视最有影响力的”的物评选中，李炳勋导演不仅跻身前十，而且成为导演排名的第一——这个融汇了所有与电视相关的行业的所有从业员的评比，更加凸显了李炳勋本对于韩国电视产业的贡献。即使你不知道李炳勋何许也，但但凡你对韩剧瞟上一两眼，也不可能不知道《许浚》、《商道》、《大长今》。

这些片子虽然有不同的故事，不同的风，但其实是同大于异的。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可能是一种缺点。但李炳勋是固执的，他坚持自己的执导风格，他的作品从始至终都在张扬民族传统与文神的魅力。从这一点上来说，在我们国内的导演身上是很难找到的。

李炳勋曾接受中央台的采访，他的回答是一致的：《大长今》的目的是把优秀的传统文化传递给青少年。这样的理念，和李炳勋一贯所坚持的。

当然，说起来，这样的想法，并不仅仅是李炳勋个的想法。李炳勋剧作的编剧和原著作者们，也应当是这样的想法。毋庸置疑，这些想法，也不应当是这几个的想法，这是涌动在韩国社会的一巨大的社会思：文化立国。我们通过很多材料，看到了很多韩国对于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所作的努力。李炳勋的历史剧，就具有这方面的强烈意识。

而中国的历史剧，缺的不是金钱、演员，而是一个基本的“前见”：我们到底要什么样的历史剧？当然，历史剧当然不一定要复原绝对的历史，在原则问题上不出历史之右也就可以了，因此倒也不必对剧中反映的历史做点点滴滴的考证。这不是关键的问题。以史为鉴，历史剧和历史学不一样，它里面所渗透的寓意，其实就是告诫我们今天应当如何生活的寓意。所以，那些历史剧的导演们，怎么样来写历史，其实也就反映了他们想让社会变成什么样子。至少，包括他们对社会问题，世道生是怎么理解的。这一点上的认识，中国大多的历史剧导演们，显然都还认识不够，只是一味的“戏说”，让看完后，回就忘了，受不到多大的生启迪和教育意义。…,

李炳勋的历史剧，首先张扬的是坚韧不拔、勤奋努力、积极向上的神风貌：把生的目的和价值定位在不断进取不断奋争以取得成功的理念之中。在他的剧作中没有懒惰懦弱、朝三暮四、消极颓废的物形象，这很鲜明的表达着导演对于自身以及社会的企盼。在中国的历史剧，我们很难看到这样的物形象，中国历史剧中的物，和生活本身似乎毫无关联：他们衣食无忧、潇洒自在却又无所不能，即使有灾祸，也必有高相助，鸿运当。这美好的幻景不知可以给以什么样的教益，这样的生活似乎只有神仙才能过的。其实，仔细看看，这样的物，要么出身富贵，要么身后“福星高照”，他们总有各种各样的特权，可以利用各种各样的资源，他们可以有恃无恐，一切以自己为中心，是不是这样的社会特权阶层，本身就是我们的导演所企求的呢？

其次就是李炳勋的历史剧对历史的超越，虽然故事的框架要真实，但剧中的思维却一点也不落后，对于谋诡计、战争掠夺、权力斗争，剧作都表达着鲜明的批判立场：最终的胜利者，永远是坚守道义的一方，厚黑之道，也不是绝对不能用，但决不是决定的因素。这充分体现了李炳勋导演非常认可的一种生观：那就是一定要做个公道正派的。社会一定是个公道正派的社会。所以，剧中的成功，无论是做什么，都不是依赖于权势功利。这是一个非常现代的寓意：在一个变得越发公正的社会中，别指望权势和名利。所谓的平民视角和平民语言，倒不是不写历史的王族贵族，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