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我陪着去，我也没问。

是中环一家电影院，香港这一个类型的古旧建筑物有点像影片中的早期澳洲式，有一种暗污秽大而无当的感觉，相形之下街道相当狭窄拥挤。大广告牌上画的仿佛是流血的大场面，乌七八糟，反正不是想看的片子，也目不暇给。门已经有迎了上来，高大的五十多岁的，但是瘦得只剩下个框子。穿着一套泛黄的白西装，一二十年前流行，那时候已经绝迹了的。整个像毛姆小说里流落远东或南太平洋的西方，肤色与白发全都是泛黄的脏白色，只有一双缠满了血丝的麻黄大眼睛像印度。

炎樱替我介绍，说：“希望你不介意她陪我来。”不料他忽然露出非常窘的气，从袋里掏出两张戏票向她手里一塞，只咕哝了一声“你们进去”，匆匆地就往外走。

“不不，我们去补张票，你不要走，”炎樱连忙说。“潘那矶先生！不要走！”

我还不懂是怎么回事。他只摆了摆手，临走又想起了什么，把手里一只纸包又往她手里一塞。

她都有点不好意思，微笑低声解释：“他带的钱只够买两张票。”打开纸包，见是两块浸透加糖蛋的煎面包，用花花绿绿半透明的面包包装纸包着，外面的黄纸袋还沁出油渍来。

我们只好进去。是楼上的票，最便宜的最后几排。老式电影院，楼上既大又坡斜得厉害，真还没看见过这样险陡的角度。在昏黄的灯光中，跟着领票员爬山越岭上去，狭窄的梯级走道，钉着麻袋式棕地毯。往下一看，密密麻麻的楼座扇形展开，“地陷东南”似的倾塌下去。下缘一线栏杆拦住，悬空吊在更低的远景上，使晕。坐了下来都怕跌下去，要抓住座位扶手。开映后，银幕小，看不清楚，听都听不大见。在黑暗中她递了块煎面包给我，拿在手里怕衣裳上沾上油，就吃起来，味道不错，但是吃着很不是味。吃完了，又忍耐着看了会电影，都说：“走吧，不看了。”

她告诉我那是个帕西（prsee）——祖籍波斯的印度拜火教徒——从前生意做得很大。她小时候住在香港，有个麦唐纳太太，本来是广东家养，先跟了个印度，第三次与同居是个苏格兰麦唐纳，所以自称麦唐纳太太，有许多孩子。跟这帕西也认识，常跟他闹着要给他做媒，又硬要把大儿嫁给他。他也是喜欢宓妮，那时候宓妮十五岁，在学校读书，不肯答应。她母亲骑在她身上打，硬着嫁了过去，二十二岁就离婚，有一个儿子，不给他，也不让见面。他就喜欢这儿子，从此做生意倒霉，越来越蚀本。宓妮在洋行做事，儿子有十九岁了，跟她像姊妹兄弟一样。

有一天宓妮请炎樱吃饭，她又叫我一块去。在一个广东茶楼午餐，第一次吃到菊花茶，搁糖。宓妮看上去二三十岁，穿着洋服，中等身材，体态轻盈，有点目高鼻，薄嘴唇，非常像我母亲。一顿饭吃完了，还是觉得像。炎樱见过我母亲，我后来问她是不是像，她也说“是同一个典型”，大概没有我觉得像。

我母亲也是被迫结婚的，也是一有了可能就离了婚。我从小一直听见说她像外国，发也不大黑，肤色不白，像拉丁民族。她们家是明朝从广东搬到湖南的，但是一直守旧，看来连娶妾也不会娶混血儿。我弟弟像她，除了白。中国那样的也有，似乎华南之外还有华东沿海一直北上，还有西北西南。这本集子里《谈看书》，大谈种学，尤其是史前白种在远东的踪迹，也就是纳罕多年的结果。

港战后我同炎樱都回到上海，在她家里见到麦唐纳太太，也早已搬到上海来了，仿佛听说囤货做点生意。她生得高大马，长方脸薄施脂，穿着件小花布连衫裙，腰身粗了也仍旧坚实，倒像有一种爽利的英国，唯一的东方风味是漆黑的发光溜溜梳个小扁髻，真看不出是六十多岁的。有时候有点什么事托炎樱的父亲，嗓音微哑，有说有笑的，眼睛一眯，还带点调的意味。

炎樱说宓妮再婚，嫁了她儿子的一个朋友汤尼，年纪比她小，三个在一起非常快乐。

我看见他们三个在一个公众游泳池的小照片，两个青年都比较像中国。我没问，但是汤尼总也是他们这第三世界的——在中国的欧美与中国之外的一切杂七咕咚的，白俄又在外。

麦唐纳太太母与那帕西的故事在我脑子里也潜伏浸润了好几年，怎么写得那么糟，写了半天还没写到最初给我印象很的电影院的一小场戏，已经写不下去，只好自动腰斩。

同一时期又有一篇《创世纪》写我的祖姨母，只记得比《连环套》更坏。她的孙与耀救恋，大概没有发展下去，预备怎样，当时都还不知道，一点影子都没有，在我这专门写详细大纲的，也是天荒。自己也知道不行，也腰斩了。战后出《传增订本》，没收这两篇。从大陆出来，也没带出来，再也没想到三十年后魂不散，会又使我不得不在这里作代。

去年唐文标教授在加州一个大学图书馆里发现四十年间上海的一些旧杂志，上面刊有我这两篇未完的小说与一篇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