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又看，终于摇摇撕毁了的时候，我想到那位教师的话，不由得悲从中来。

写作果然是一件苦事么？写作不过是发表意见，说话也同样地发表意见，不见得写文章就比说话难。古时候，纸张笔墨未经发明，名贵的记录与训诲，用漆写在竹简上，手续极其累赘麻烦，们难得有书面发表意见的机会，所以作风方面力求其简短含蓄，不许有一句废话。后来呢，有了纸，有了笔，可以一摇而就，废话就渐渐多了。到了现在，印刷事业发达，写文章更成了稀松平常的事，不必郑重出之。最近纸张缺乏，上海的形又略有变化，执笔者不得不三思而后写了。

纸的问题不过是暂时的，基本问题还是：养成写作习惯的，往往没有话找话说，而没有写作习惯的，有话没处说。我并不是说有许多天才默默无闻地饿死在阁楼上。比较天才更为要紧的是普通。一般的说来，活过半辈子的，大都有一点真切的生活经验，一点独到的见解。他们从来没想到把它写下来，事过境迁，就此湮没了。也许是至理名言，也许仅仅是无足重轻的一句风趣的诨，然而积少成多，究竟是我们文化遗产的一项损失。举个例子，我认识一位太太，是很平常的一位典型太太，她对于老年的脱发有极其微的观察。

她说：中国老太太从前往往秃，现在不秃了。老太爷则反是，从前不秃，现在常有秃的。

外国老太太不秃而老太爷秃，为什么呢？研究之下，得到如此的结论：旧时代的中国梳着太紧的发髻，将发痛苦地往后拉着，所以易秃。男子以前没有戴帽的习惯，现在的中国男子与西方一般的长年离不开帽子，戴帽于发的健康有碍，所以秃的渐渐多了。然则外国也戴帽子，何以不秃呢？外国的帽子忽大忽小，忽而压在眉心，忽而钉在脑后，时时改变位置，所以不至于影响到皮的青春活力。

诸如此类，有许多值得一记的话，若是职业文所说，我就不敢公然剽窃了，可是像他们不靠这个吃饭的，说过就算了，我就像拾垃圾一般地拾了回来。

职业文病在“自我表现”表现得过度，以致于无病呻吟，普通则表现得不够，闷得慌。年纪青的时候，倒是敢说话，可是没有理睬他。到了中年，在社会上有了地位，说出话来有相当份量，谁都乐意听他的，可是正努力地学做，一味地唯唯否否，出言吐语，切忌生冷，总拣那烂熟的，云亦云。等到年纪大了，退休之后，比较不负责任，可以言论自由了，不幸老年总是唠叨的居多，听得不耐烦，任是理的话，也当做耳边风。这是生一大悲剧。

真是缺乏听众的，可以去教书，在讲堂上海阔天空，由你发挥，谁打呵欠，扣谁的分数——再痛快也没有了。不得已而求其次，惟有请吃饭，那家就不能不委曲一点，听你大展鸿论，推断世界大战何时结束，或是追叙你当年可歌可泣的初恋。

《笑林广记》里有一个，专好替写扇子。这一天，看见朋友手摇一把白摺扇，立刻夺过来要替他写。那朋友双膝跪下。他搀扶不迭道：“写一把扇子并不费事，何必行此大礼？”

朋友道：“我不是求你写，我是求你别写。”

听说从前有些文为所忌，给他们钱叫他们别写，像我这样缺乏社会意识的，恐怕是享不到这种福了。

李笠翁在《闲偶寄》里说：“场中作文，有倒骗主司彀之法。开卷之初，当有句夺目，使之一见而惊，不敢弃之，此一法也。终篇之际，当以媚语摄魂，使之执卷流连，若难遽别，此一法也。”又要惊，眩，又要哄，媚，稳住了，似乎是近于妾之道。由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讨论作者与读者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