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京戏，总是微微一笑道：“京戏这东西，复杂得很呀。就连几件行，那些个讲究，就够你研究一辈子。”可不是，演员穿错了衣服，我也不懂；唱走了腔，我也不懂。我只知道坐在第一排看武打，欣赏那青罗战袍，飘开来，露出红里子，玉色裤管里露出玫瑰紫里子，踢蹬得满台灰尘飞扬；还有那惨烈紧张的一长串的拍板声——用以代表更夜静，或是吃力的思索，或是猛省后的一身冷汗，没有比这更好的音响效果了。

外行的意见是可珍贵的，要不然，为什么美国的新闻记者访问名的时候总拣些不相的题目来讨论呢？譬如说，见了谋杀案的主角，问她对于世界大局是否乐观；见了拳击冠军，问他是否赞成莎士比亚的脚本改编时装剧。当然是为了噱，读者们哈哈笑了，想着：“我比他懂的多。名原来也有不如的地方！”一半却也是因为门外汉的议论比较新鲜戆拙，不无可取之点。

然而为了避重就轻，还是先谈谈话剧里的平剧罢。《秋海棠》一剧风靡了全上海，不能不归功于故事里京戏气氛的浓。

紧跟着“秋海棠”空前的成功，同时有五六出话剧以平剧的穿为号召。中国的写实派新戏剧自从它的产生到如今，始终是站在平剧的对面的，可是第一出民间的话剧之所以得心，却是借重了平剧——这现象委实使吃惊。

为什么京戏在中国是这样的根蒂固与普及，虽然它的艺术价值并不是毫无问题的？

《秋海棠》里最动的一句话是京戏的唱词，而京戏又是引用的鼓儿词：“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烂熟的禅，可是经落魄的秋海棠这么一回味，凭空添上了无限的苍凉感慨。中国向来喜欢引经据典。美丽的，辟的断句，两千年前的老笑话，混在常谈吐里自由使用着。这些看不见的纤维，组成了我们活生生的过去。传统的本身增强了力量，因为它不停地被引用到新的，新的事物与局面上。但凡有一句适当的成语可用，中国是不肯直接地说话的。而仔细想起来，几乎每一种可能的形都有一句合适的成语来相配。替家写篇序就是“佛着粪”，写篇跋就是“狗尾续貂”。我国近年来流传的隽语，百分之九十就是成语的巧妙的运用。无怪乎中国学生攻读外国文的时候，手一编“俗谚集”，以为只要把那些断句合文法地连缀起来，便是好文章了。

只有在中国，历史仍于常生活中维持着活跃的演出（历史在这里是笼统地代表着公众的回忆）。假使我们从这个观点去检讨我们的禅，京戏和今社会的关系也就带着禅的质。

最流行的几十出京戏，每一出都供给了我们一个没有时间质的，标准的形势——丈嫌贫富，子弟不上进，家族之与的冲突——“得意缘”，“龙凤呈祥”，“四郎探母”都可以归最后的例子，有力地证实了“外向”那句话。

《红鬃烈马》无微不至地描写了男的自私。薛平贵致力于他的事业十八年，泰然地将他的夫搁在寒窑里像冰箱里的一尾鱼。有这么一天，他突然不放心起来，星夜赶回家去。

她的一生的最美好的年光已经被贫穷与一个社会叛徒的寂寞给作践完了，然而他以为团圆的快乐足够抵偿了以前的一切。

他不给她设身处地想一想——他封了她做皇后，在代战公主的领土里做皇后！在一个年轻的，当权的妾的手里讨生活！难怪她封了皇后之后十八天就死了——她没这福分。可是薛平贵虽对不甚体谅，依旧被写成一个好。京戏的可就在这种浑朴含蓄处。

《玉堂春》代表中国流行着的无数的关于有德的的故事。良善的是多数的理想夫。既然她仗着她的容貌来谋生，可见她一定是美的，美之外又加上了道德。现代的中国放弃了许多积习相沿的理想，这却是一个例外。不久以前有一张影片“香闺风云”，为了节省广告篇幅，报上除了片名之外，只有一行触目的介绍：“贞烈向导。”

《乌盆计》叙说一个被谋杀了的鬼魂被幽禁在一只用作便桶的乌盆里。西方绝对不能了解，怎么这种污秽可笑的，提也不能提的事竟与崇高的悲剧成份搀杂在一起——除非编戏的与看戏的全都属于一个不懂幽默的民族。那是因为中国对于生理作用向抱爽直态度，没有什么不健康的忌讳，所以乌盆里的灵魂所受的苦难，中国对之只有恐怖，没有憎嫌与嘲讪。

“姐儿俏”每每过于“钞”，于是花钱的大爷在“乌龙院”里饱尝了单恋的痛苦。

剧作者最可悲的便是他没话找话说的那一段：生：“手拿何物？”

旦：“你的帽子。”

生：“嗳，分明是一只鞋，怎么是帽儿呢？”

旦：“知道你还问！”

逸出平剧范围之外的有近于杂耍质的“纺棉花”，流行的“新纺棉花”只是全剧中抽出的一幕。原来的故事叙的是因致杀的罪案，从这惨的题材里我们抽出来这轰动一时的喜剧。中国的幽默是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