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在外国也不快乐。多冤！

其实伍太太几乎从来不提在国外那几年。只有一次，回国后初次见到荀太太，讲起在外面的伙食问题，“还不是自己做，”伍太太咕哝了一声，却又猝然道：“说是红烧要先炸一下。”

荀太太怔了怔，抗议地一声娇叫：“不用啊！”

“说要先炸*獱。”伍太太淡然重复了一句。

荀太太也换了不确定的气，只喃喃地半自言自语：“用不着炸*獱！”

“嗳，说是要先炸。”像是声明她不负责任，反正是有这话。她虽然没像荀太太“三厨下”，也没多享几天福，出阁不久就出国了。不会做菜，红烧总会做的，但是做出来总是亮汪汪的一锅油，里面浮着几小块黑不溜秋的瘦，伍先生生气地说：“上中学时候偷着拿两个脸盆倒扣着炖的还比这好。”

后来有一次开中国学生会，遇见两个生——她们虽然平不开伙仓，常常男朋友大家合伙打牙祭——听她们说红烧要先炸过，将信将疑。她们又不是华侨，不然还以为是广东菜福建菜的做法，如果广东福建也吃红烧的话。

回去如法炮制，仿佛好些，不过要炸得恰正半生不熟也难，油不是多了就是少了，不是炸僵了就是炸得太透，再一煨，就老了。

回国几年后，有一次她拿着一只猪皮白手袋给荀太太看，笑道：“怪不得他们的没皮，都去做鞋做皮包去了！”

荀太太拖长了声音“哦”了一声，半晌方恍然道：“所以他们红烧要炸——没皮！不然肥都化了。”

“嗳，是说要炸嘛，”伍太太夷然回答，就像是没听懂。她为它烦恼了那么久的事，原来有个简单的解释，倒仿佛是她笨，苦都是白苦了，苦得冤枉。

一个红烧，梳一个，就够她受的。本来也不是非梳不可，穿中式裙袄，总不能剪发。当时旗袍还没有名闻国际，在国外都穿洋服，只带一两套亮片子绣花裙袄或是梯形旗袍，在化装跳舞会上穿。就她一个怕羞不肯改装，依旧一件仿古小折枝织花“摹本缎”短袄，大圆角下摆；不长不短的黑绸绉裥裙，距下缘半尺密密层层镶着几道松花彩蛋色花边，也足有半尺阔，倒像前清袄袖上的三镶三滚，大镶大滚，反而引注目。她也不是不知道。也是因为他至少看惯了她这样子，骤然换个样子就怕更觉得丑八怪似的。好在她又不上学，就触目点也没关系。

他倒也没说什么。一直听见外国夸赞中国的服装美丽，外国太太们更是“哦”呀“啊”的没子称道，漆黑的长发又更视为一个美点，他没想到东方美没有胖胖的戴眼镜的。

他们定亲的时候就听见说她是个学贯中西的学士，亲戚间出名的。但是因为害羞，外国总以为她不懂英文。她那一身异国风味的装束也是一道屏障。拖着个不擅家务又不会应酬的丑太太到东到西，他不免怨声载道。

她就最怕每逢寒暑假，他总要纠合男友到欧洲各地旅行观光。一到了言语不通的地方，就像掉到浆糊缸里，还要订旅馆，换钱，看地图，看菜单，看帐单，坐地铁，赶火车，赶导游公车。是他组织的旅行团，他太太天然是他的副手，出了子饱受褒贬。留学生物以稀为贵，一出国门身价十倍，但是也指不定内中真会出个把要太太。伍先生对她们小心翼翼，道地绅士作风，止于培植关系，一味嗔怪自己太太照顾不周。

她闷声不响的，笑起来倒还是笑得很甜，有一种藏不露的，不可撼的自满。他至少没有不忠于她。样样不如，她对自己腴白的体还有几分自信。

家里也就是为了不放心他，要她跟了去。他一来功课繁重，而且知读名学府就是读个“老同学网”。外国公子王孙结不上，国内名流的子弟只有更得力。新来乍到，他可以陪着到东到西寸步不离。起先不认识什么，但是带家眷留学的总是有钱罗，热心的名声一出，自然游广阔起来。他在学生会活动，也并不想出风，不过捧个场，个朋友。

应酬虽多，他对本国固然没有野心，外国也不去招惹。他生就一副东亚病夫相，瘦长身材，凹胸脯，一张灰白的大圆脸，像只磨得黯淡模糊的旧银元，上面架副玳瑁眼镜，对西方没有吸引力。

花街柳巷没门路，不知底细的也怕传染上病。一回国，进了银行界，很快地飞黄腾达起来，就不对了。

沉默片刻后，荀太太把声音一低，悄悄地笑道：“那天绍甫拿了薪水，沈秉如来借钱。”他们夫背后都连名带姓叫他这妹夫沈秉如。妹妹却是“婉小姐”，从小身体不好，十分娇惯。

苑梅见她顿了一顿才说，显然是不能决定当着苑梅能不能说这话。但是她当然知道他们家跟她小姑完全没有来往，不怕泄漏出去。

苑梅想着她应当走开——不马上站起来，再过一会。但是她还是坐着不动。走开让她们说话，似乎有点显得冷淡，在这形下。她知道荀太太知道她母亲为了她结婚的事夹在中间受了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