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形，心形，金刚钻形。白色丝质围巾四季都能用。白丝袜脚跟上的黑绣花，象虫的行列，蠕蠕爬到腿肚子上。际花与常常有戴平光眼镜以为美的。舶来品不分皂白地被接受，可见一斑。

军阀来来去去，马蹄后飞沙走石，跟着他们自己的官员，政府，法律，跌跌绊绊赶上去的时装，也同样的千变万化。短袄的下摆忽而圆，忽而尖，忽而六角形。的衣服往常是和珠宝一般，没有年纪的，随时可以变卖，然而在民国的当铺里不复受欢迎了，因为过了时就一文不值。

时装的新月异并不一定表现活泼的与新颖的思想。恰巧相反。它可以代表呆滞；由于其他活动范围内的失败，所有的创造力都流衣服的区域里去。在政治混期间，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住在各的衣服里。

一九二一年，穿上了长袍。发源于满洲的旗装自从旗关之后一直与中土的服装并行着的，各不相犯，旗下的嫌她们的旗袍缺乏美，也想改穿较妩媚的袄裤，然而皇帝下诏，严厉禁止了。五族共和之后，全国突然一致采用旗袍，倒不是为了效忠于清朝，提倡复辟运动，而是因为子蓄意要模仿男子。在中国，自古以来的代名词是“三绺梳，两截穿衣。”一截穿衣与两截穿衣是很细微的区别，似乎没有什么不公平之处，可是一九二年的很容易地就多了心。她们初受西方文化的熏陶，醉心于男平权之说，可是四周的实际形与理想相差太远了，羞愤之下，她们排斥化的一切，恨不得将的根斩尽杀绝。因此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风格。

政治上，对内对外陆续发生的不幸事件使民众灰了心。青年的理想总有支持不了的一天。时装开始紧缩。喇叭管袖子收小了。一九三年，袖长及肘，衣领又高了起来，往年的元宝领的优点在它的适宜的角度，斜斜地切过两腮，不是瓜子脸也变了瓜子脸，这一次的高领却是圆筒式的，紧抵着下颔，肌尚未松弛的姑娘们也生了双下。这种衣领根本不可恕。可是它象征了十年前那种理智化的逸的空气——直挺挺的衣领远远隔开了似的与下面的丰柔的身。

这儿有讽刺，有绝望后的狂笑。

当时欧美流行着的双排钮扣的军式的外套正和中国凄厉的心一拍即合。然而恪守中庸之道的中国在那雄赳赳的大衣底下穿着拂地的丝绒长袍，袍叉开到大腿上，露出同样质料的长裤子，裤脚上闪着银色花边。衣服的主翁也是这样的异的配答，表面上无不激烈地唱高调。骨子里还是唯物主义者。

近年来最重要的变化是衣袖的废除。（那似乎是极其艰难危险的工作，小心翼翼地，费了二十年的工夫方才完全剪去。）

同时衣领矮了，袍身短了，装饰质的镶滚也免了，改用盘花钮扣来代替，不久连钮扣也被捐弃了，改用嵌钮。总之，这笔账完全是减法——所有的点缀品，无论有用没用，一概剔去。剩下的只有一件紧身背心，露出颈项、两臂与小腿。

现在要紧的是，旗袍的作用不外乎烘云托月忠实地将体廓曲曲勾出。革命前的装束却反之，属次要，单只注重诗意的线条，于是的体格公式化，不脱衣服，不知道她与她有什么不同。

我们的时装不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实业，不比在黎，几个规模宏大的时装公司如lelong‘s　schprell’s，垄断一切，影响及整个白种的世界。

我们的裁缝却是没主张的。公众的幻想往往不谋而合，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洪流。裁缝只有追随的份儿。因为这缘故，中国的时装更可以作民意的代表。

究竟谁是时装的首创者，很难证明，因为中国素不尊重版权，而且作者也不甚介意，既然抄袭是最隆重的赞美。最近时的半长不短的袖子，又称“四分之三袖”，上海便说是香港发起的，而香港又说是上海传来的，互相推诿，不敢负责。

一双袖子翩翩归来，预兆形式主义的复兴。最新的发展是向传统的一方面走，细节虽不能恢复，廓却可尽量引用，用得活泛，一样能够适应现代环境的需要。旗袍的大襟采取围裙式，就是个好例子，很有点“三厨下”的风，耐寻味。

男装的近代史较为平淡。只一个极短的时期，民国四年至八九年，男的衣服也讲究花哨，滚上多道的如意，而且男的衣料可以通用，然而生当其时的都认为那是天下大的怪现状之一。目前中国的西装，固然是谨严而黯淡，遵守西洋绅士的成规，即使中装也长年地在灰色、咖啡色、青里面打滚，质地与图案也极单调。男子的生活比子自由得多，然而单凭这一件不自由，我就不愿意做一个男子。

衣服似乎是不足挂齿的小事。刘备说过这样的话：“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可是如果能够做到“丈夫如衣服”的地步，就很不容易。有个西方作家（是萧伯纳么？）曾经抱怨过，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