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小的祭坛。

然后我们坐下来吃饭。

粥已经凉了，煎蛋的边缘已经凝固了一层薄薄的动物油脂，但谁都没有抱怨。

苏棣一手端碗一手夹菜，吃得比平时还急，嘴里塞满了食物还在含糊不清地嘀咕：“多吃点多吃点，我要替宝宝多吃一份。”苏棠把自己的牛推到姜晚面前，非要她喝掉，理由是“从现在开始晚姐每一吃的东西都要乘以二”。

姜晚没有推辞，安静地把苏棠那份牛也喝完了，喝完之后舔了舔嘴唇上粘着的一圈渍，那个动作像个偷喝牛的孩子，让苏棠忍不住伸手揉了揉她的发。

这个动作放平时苏棠是绝对不敢做的。

揉姜晚的发，那大概相当于在寺庙里摸佛像的。

但今天姜晚没有躲开，甚至还微微低了下，方便苏棠把手伸得更高一点。

而我，我坐在主位上，看着她们三个因为一个小小的验孕而彻底丧失了平时所有的端庄和冷静，看着她们像三个发现新大陆的孩子一样围着那根白色塑料团团转，忽然意识到一件事。

我们真的要有孩子了。

我们四个，一个四十二岁的中年男和三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在这座城市边缘一栋不起眼的居民楼里，在这间弥漫着煎蛋油烟味和牛甜香的厨房里，即将迎来我们的第一个孩子。

这个孩子不会知道她的父母是怎样走到一起的。

不会知道她的三个妈妈曾经是同一个班级的学生和学妹，而她的爸爸曾经是她们的老师。

不会知道这十年来我们经历过怎样的煎熬和挣扎、背负过怎样的罪恶和骂名。

她只会知道，她一出生就拥有三个妈妈和一个爸爸，三个妈妈会给她世界上最满的，而爸爸会用余生为她撑起一片没有任何风雨的天空。

这是我能给她最好的礼物。地址發''郵箱LīxSBǎ@ＧＭＡＩＬ．cＯＭ也是姜晚、苏棠、苏棣用她们的青春和执拗，为我争取来的、重新做的机会。

姜晚的孕期并不轻松。或者说，简直称得上是一场漫长而残酷的消耗战。

她的体质属于吃什么吐什么的那一类，而且是极其严重的那一类。

别的孕孕吐通常在三个多月就逐渐缓解了，她的孕吐却像赖在她身上的债主，迟迟不肯离开。

前四个月她几乎全靠输和营养针撑着，手臂内侧的静脉扎得全是针眼，青青紫紫的一片，像一块被反复缝补的旧布。

她坚持不肯请假。

每个工作她照样六点半起床，洗漱整齐，穿好职业套装，在镜子前把浮肿的脚挤进大了半码的黑色皮鞋里，然后搭我的车去学校。

她在副驾驶上会闭着眼睛小憩，靠着车窗玻璃，嘴唇发白，眉间拧着一个浅浅的结——那是她仅有的、允许自己在我面前流露出的不适。

到了学校，她下车之前会先对着倒车镜检查一下自己的脸色。

如果太苍白了，就使劲搓几下脸颊，把血色搓出来，然后吸一气，推开车门，踩着高跟鞋，背脊挺直地走进教学楼。

整个动作行云流水，仿佛刚才那个在副驾驶上嘴唇发白、眉间紧锁的只是某个临时顶替了她的替身。

课间的时候，学生们在场上跑步做，她一个趴在办公桌上，额顶着一卷纸巾——纸巾是苏棠从家里带来的，苏棠把家里所有的软包纸巾都换成了那种超柔型的，还去药房买了孕专用的湿敷棉片，全部塞进姜晚的包里。

姜晚趴在桌上的时候，脸侧压着那卷纸巾，水会不由自主地从嘴角流出来，把纸巾洇湿一片。

她的脸色白得像复印纸，和桌面上那一摞雪白的作文本几乎融为一体；而她额角的发——那些原本顺滑地贴着两鬓的发丝——如今湿嗒嗒地粘在额上，分不清是冷汗还是虚汗。

我在对面坐着，手里握着红笔，面前摊着作文本，却一个字都批改不下去。

我看着她在办公桌对面蜷缩成一团的样子，看见她的肩膀在微微发抖——不是冷，是胃里又涌上来的那阵翻江倒海的恶心。

她咬紧牙关，咬得腮帮子的肌都绷出一条棱来，硬生生把那想吐的冲动憋了回去。

我起身去给她倒热水。

饮水机在走廊尽，我来回走了两分钟，端着纸杯回来的时候，她已经重新坐直了身体，正拿着一本作文本在批改。更多彩

她的手指依然稳当，红笔在纸面上画出的圈依然标准，只是握笔的手指明显比平时用力了许多，指甲盖边缘都泛出了一圈白。

“姜老师，”我把纸杯放在她桌上，用只有我们两个能听见的声音说，“休息一下。”

“没事。”她没有看我，继续批作文。

红笔在作业本的空白处写下一行端正的评语，每一个字都横平竖直，没有丝毫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