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走访民间，巡视他治理出来的蒸蒸上的国家。西部的晨光，用细小的拳，穿过树影，向马车上商鞅的body轻轻捶去。不管是好脾气的农夫，欲壑难填的商，还是拿奖金的士兵，在秦国大地上，都被轻纯的晨风梳理了，而吹拂起这晨风的，正在无言地离去。

但是们埋不愿去想。

而商鞅更加无言地走向更远。在他身后，西北雄浑的大地上，崛起了一个大辉煌，那就是伟大的秦国，未来一统华夷的秦国！秦国本身的最终胜利，是法家的大成功，是商鞅的纪念碑。这个起自布衣的改革家，实现了他布衣英雄主义的伟大功业。

潇水曰：法家的商鞅讲法，申不害讲术，慎到讲势。“势”是个有趣的东西，就是有势力的，比如趋炎附势的“势”。你去“附”那个有“势”的。所谓借势，也是一个意思。商鞅的改革成功，就是借了秦孝公的势。但是秦孝公一死，他的势就没了。

商鞅由于长期从秦孝公那里借势，自己也就慢慢拥有了一些势，可谓在秦国跺一脚四地颤。新即位的太子驷，虽然贵为大王，却实际上没有太多的势。他心想：你商鞅借着我爹的势，你的势比我还大，假如你动不动就拿我爹的名义吓唬我，压挤我，我怎么受得了。于是，缺势的太子驷，为了培起自己的势，就必须把商鞅这个势大的家伙杀了。

后代所谓的一朝天子一朝臣，其实也就是这个原因。

新天子因为太新，缺势。而老大臣又从上一朝因惯而遗留下来了一些既有的势。两势相碰，新天子为了避免自己的地位和势受挑战，往往把老大臣杀了，尽管后者曾经在前朝立过大功。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太子驷杀了商鞅，但是照样沿用了商鞅改革的政策。他反的是商鞅的势，避免商鞅的势侵害自己的势，不是反商鞅的思想。最后这半句，也就是秦国能够不断化改革，一步步走上强大的幸运所在。

太子驷（即后来的秦惠文王），除了有杀商鞅和往大街上打垃圾的“劣迹”以外，在其它方面则都是非常成功的。他是秦历史上一位极其贤能、志大功高的开山之主。

话说远一句，秦始皇为什么没有杀功臣，就是因为他自己势大，不怕功臣身上的那儿势，不需要杀功臣。而刘邦、朱元璋之杀功臣，是大约自忖自己的势不够吧，或者自己的儿子接班以后势将不够吧。而秦二世杀功臣（比如老秦始皇留下的蒙恬者辈），也是因为他自己没势。所以，杀不杀功臣，更主要的是由君主所处的势的多寡决定的，而不能光从君主本的心黑心白的角度去看。要看大势。

所以有时候形势决定。形势比大。形势可以改变，形势可以扭曲。这就是法家的慎到为什么把“势”反复鼓吹，抬到世间的第一高度了。

这个法则到了今天也试用，如今美国的行为，是由美国所处的形势决定的，不是美国或者布什的品决定的。

在商鞅死后的十几年间，希腊北部马其顿王国的一代枭雄“亚历山大”，继承父亲“腓力二世”余烈，从父亲所征服的希腊圆心出发，东征南战，武功赫赫。

亚历山大13岁时接受老师“亚里士多德”的栽培，学习哲学、政治、伦理，以及动物学、植物学、物理学等当时常难以接触的第一流学问。他的教材《伊利亚特》是老师专为他编写的。亚历山大十分珍惜老师这本书，远征东方时仍把这本书带在身边，睡觉时，和短剑一起放在枕下面。

亚历山大显然接受了老师的一种信念：只有希腊才能享有自由，其他民族，特别是亚细亚，都是天生的野蛮，只能当仆，受西方文明的统治。亚历山大后来成为扩张主义者，凭借武力称霸世界，不能说和亚里士多德的教导没有关系。

20岁时，老爹打败希腊以后，含糊不明地被刺死了，亚历山大对老爹留下的异母儿子们，进行了细致的清洗，不管是新生婴儿，还是智力不全者都不能幸免。

次年，公元前334年（魏惠王、齐威王互相称王），21岁的亚历山大率3万步兵和5千骑兵，从他所控制的希腊半岛出发，东渡博斯普鲁斯海峡，踏上亚洲的土地，开始远征。他如此酷远征，以至于一直到死都再没有时间回到老家希腊。

这里需要说一下，马其顿、希腊、波斯三者之间的关系。

当时亚洲中部伊朗高原上崛起了一个民族——波斯。在居鲁士、冈比西斯、大流士三代领导带领下，波斯南征北战，建立了崭新的波斯帝国。这个帝国凭借强大的武力一举终结了三大文明古国——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古代埃及文明、古代印度文明。波斯是如何终结这三大文明的，我不想细说了，总之，这些绵延了三五千年的古代文明，竟然随着波斯的侵而完全熄灭了，时间是我们的春秋末期，公元前六世纪期间。

唯独东亚中国的文明，虽然起步晚于三大文明，但凭借西侧高原荒漠以及雪山绝域的保护，一如既往的流传不息。

波斯灭掉三大古文明，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地跨亚非大陆的庞大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