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真的“财”。华北的血脉被敌吸！那些中国的银行还照常的营业，他想不出它们会有什么生意，和为什么还不关门。看着那些好看的楼房，他觉得它们都是纸糊的“楼库”。假若他弄不十分清楚银行里的事，他可是从感上高兴城外的乡民还照旧信任法币。法币是纸，伪币也是纸，可是乡下拒绝使用伪钞。这，他以为，是一种国心的表现。这是心理的，而不是经济的。他越高兴乡民这种表现，就越看不起那些银行。

和银行差不多，是那些卖新书的书店。它们存着的新书已被本拿去烧掉，它们现在印刷的已都不是“新”书。瑞宣以为它们也应当关门，可是它们还照常的开着。瑞宣喜欢逛书铺和书摊。看到新书，他不一定买，可是翻一翻它们，他就觉得舒服。新书仿佛是知识的花朵。出版的越多，才越显出文化的荣茂。现在，他看见的只是《孝经》，《四书》，与《西厢记》等等的重印，而看不到真的新书。本已经不许中国发表思想。

是的，北平已没了钱财，没了教育，没了思想！但是，瑞宣的心中反倒比前几个月痛快的多了。他并不是因看惯了本和他们的横行霸道而变成麻木不仁，而是看到了光明的那一面。只要我们继续抵抗，他以为，本的一切如意算盘总是白费心机。中央政府的继续抗战的宣言象一剂泻药似的洗涤了他的心；他不再怀疑这次战争会又象九一八与一二八那样胡里胡涂的结束了。有了这个信心，他也就有了勇气。他把本在教育上的，经济上的，思想上的侵略，一拢总都看成为对他这样不能奔赴国难的的惩罚。他须承认自己的不能尽忠国家的罪过，从而去勇敢的受刑。同时，他决定好，无论受什么样的苦处，他须保持住不投降不失节的志气。不错，政府是迁到武汉去了。可是，他觉得自己的心离政府更近了一些。是的，本最厉害的一招是堵闭了北平的耳朵，不许听到中央的广播，而用评戏，相声与象哭号似的本歌曲，麻醉北平的听觉。可是，瑞宣还设法去听中央的广播，或看广播的纪录。他有一两位英国朋友，他们家里的收音机还没被本拿了去。听到或看到中央的消息，他觉得自己还是个中国，时时刻刻的分享着在战争中一切中国的喜怒哀乐。就是不幸他马上死亡，他的灵魂也会飞奔了中央去的。他觉得自己绝不是犯了神经病，由喜和平改为崇拜战争，绝不是。他读过托尔司泰、罗素、罗曼罗兰的非战的文字，他也相信类的最大的仇敌是大自然，类最大的使命是征服自然，使类永远存在。不应当互相残杀。可是，中国的抗战绝不是黩武喜杀，而是以抵抗来为世界保存一个和平的，古雅的，道的，文化。这是个极大的使命。每一个有知识的都应当挺起胸来，担当这个重任。和平的而没有勇敢，和平便变成屈辱，保身便变为偷生。

看清了这个大题目，他便没法不注意那些随时发生的小事：新民报社上面为庆祝胜利而放起的大气球，屡次被们割断了绳子，某某汉接到了装着一颗枪弹的信封，在某某地方发现了抗的传单……这些事都教他兴奋。他知道抗战的艰苦，知道这些小的表现绝不足以吓倒敌，可是他没法不感觉到兴奋快活，因为这些小事正是那个大题目下的小注解；事虽小，而与那最大的紧紧的相联，正象每一细小的神经都通脑中枢一样。

台儿庄的胜利使他的坚定变成为一种信仰。西长安街的大气球又升起来，北平的广播电台与报纸一齐宣传本的胜利。本的军事专家还写了许多论文，把这一战役比作但能堡的歼灭战。瑞宣却独自相信国军的胜利。他无法去高声的呼喊，告诉们不要相信敌的假消息。他无法来放起一个大气球，扯开我们胜利的旗帜。他只能自己心中高兴，给由冠家传来的广播声音一个轻蔑的微笑。

真的，即使有机会，他也不会去高呼狂喊，他是北平。他的声音似乎专为吟咏用的。北平的庄严肃静不允许狂喊闹，所以他的声音必须温柔和善，好去配合北平的静穆与雍容。虽然如此，他心中可是觉得憋闷。他极想和谁谈一谈。长顺儿来得正好。长顺年轻，虽然自幼儿就受外婆的严格管教，可是年轻到底有一不能被外婆消灭净尽的热气。他喜欢听瑞宣的谈话。假若外婆的话都以“不”字开始——不要多说话！不要管闲事！不要……——瑞宣的话便差不多都以“我们应当”起儿。外婆的话使他的心缩紧，好象要缩成一个小圆弹子，攥在手心里才好。瑞宣的话不然，它们使他兴奋，心中发热，眼睛放亮。他最喜欢听瑞宣说：“中国一定不会亡！”瑞宣的话有时候很不容易懂，但是懂不懂的，他总是细心的听。他以为即使有一两句不懂，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反正有“中国不亡”打底儿就行了！

长顺听了瑞宣的话，也想对别说；知识和感都是要往外发泄的东西。他当然不敢和外婆说。外婆已经问过他，吗常到祁家去。他偷偷的转了转眼珠，扯了个谎：“祁大爷教给我念洋文呢！”外婆以为外国都说同样的洋文，正如同北平都说北平话那样。那么，北平城既被本占据住，外孙子能说几句洋文，也许有些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