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怜的、倒霉的老书记，
戴着可笑的大高帽，面容憔悴地拎着铜锣有 气无力地敲打着，发出让
心烦意
的响声。在众无
的驱赶之下，老书记没 完没了的、左一次右一次地从楼上转到楼下，然后，再从楼下转到楼上，他一边 浑身臭汗地登爬着陡窄的阶梯，一边不停地敲打着那面铜锣，同时，嘴里则念经 般地嘀咕着：“我是王
新，我有罪，我是历史反革命！我有罪，我该死，我有 罪，我该死，……”
当——，当——，当——，伴随着铜锣的响声，老书记的身后很快便聚集起 一群又一群比我还要闲极无聊的们，他们一个个兴灾乐祸地尾随在可怜的老书 记的
后面，使用着各种极其下流的、下流得简直不堪
耳的脏话取笑着、捉 弄着我们可怜的老书记。
“爸爸，”傍晚，我将白天的所见所闻讲述给妈妈和爸爸，然后，一脸疑惑 地问爸爸道：“爸爸，老书记真的是历史反革命吗？”
“去，”爸爸虎着脸教训我道：“大们的事，小孩子家少参与，……”
“对，”妈妈一把扯住我的衣领子，肥实的手指频繁地指着我的鼻子尖 ：“陆陆，告诉你，以后不许到走廊和院子里去玩，见到谁也不许说话，听到 没有？”
“嗯，”我怔怔地了，心里则糊涂得无法形容：这是怎么回事，到底 发生了什么？
很快，宿舍楼里原来欢快、祥和的气氛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笼罩着滚滚飘忽 不定的，捉摸不透的、极其压抑的，压抑得行将窒息的沉闷空气。每天，无论是 上班，还是下班，当单位里的知识分子们在走廊里不期而遇的时候，再也听不到 那一声声热的问候，真诚的寒喧，与毫无猜忌的说笑、打闹。彼此之间，仿佛 突然罩上一层神秘的面纱，谁也搞不清楚对方的真实面目。在狭窄的走廊里，突 然走个碰，便非常尴尬地相视苦笑着，假惺惺地，接着，便也不回 地溜进自己的家门，咣当一声，将房门紧紧地锁死。
“哼，”
一周之前还亲密无间的一对同事，隔三差五便要凑到一起，喝酒闲聊，不知 怎么搞的，突然反了目，在走廊里虎视眈眈地横眉对峙着：“哼，不服咋的？”
“哼，你算个啥啊！”
“哼，”
“不跟他玩，不跟他玩！”大们无端地反目成仇，孩子们亦如此效法，根 据家里大们政见的差异，非常自然地分割成诸个帮派：“不跟他玩，他爸爸不 是咱们一伙的！”
“对，不跟他玩，我爸爸是造反派，而他爸爸是保皇派！”
“……”
不仅仅是宿舍楼，以及楼里的住户和孩子们发生了根本
的变化，宿舍楼外 的院子里，以及楼房对面的马路上，亦发生了令费解的变化。
放眼望去，目力所及的所有建筑物都涂抹上了巨大的红色方块字，那激烈的 言词，那力吞环宇的豪迈气魄，使能够嗅闻到咄咄
的火药的呛气味，而 感叹号下面的小圆，比我吃饭的盘子还要巨大数倍。
大黄楼的正面不仅也涂满了火药味十足的标语、
号，更让我吃不惊不小的 是，在其西侧的整个大山墙上，不知什么时候变魔术般地出现一幅巨大的，从底 楼的水泥衬裙一直漫延到楼
儿墙的超大图画：身着长袍大褂的毛主席，手中 握着一把旧雨伞，着黑沉沉地乌云，傲然而立。
“毛主席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从老书记被敲锣爬楼梯那天起，无论是大街上，还是小巷中，或者是宿舍 楼里，终响彻着震耳欲聋的革命群众们的号声：“毛主席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毛主席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毛主席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
外面热闹得尤如煮沸的开水锅，不知疲倦的滚滚翻腾着，而在家里，也不得 消停。许多我认识的，或者是我不认识的男男们，大概是事前有约地聚拢到 我家，与爸爸和妈妈围坐在下昏暗的白炽灯下，热扬溢地、充满激地海阔天 空，高谈阔论着。
年轻、美丽、漂亮的杨姨，首先开了腔：“大蚂蚱混进了革委会啦，他是个 什么东西，他爹投机倒把！他搞男关系，一看见就走不动道。”
哼哼，看到杨姨机关枪发
般地贬损着大蚂蚱，我心中暗暗发笑：哼哼，大 蚂蚱搞男，可是，杨姨，你呢，你又怎么样呐？
望着眼前感诱的杨姨，我突然想起了什么，我依依稀稀地记得，那是一 个晴朗的星期天的中午，爸爸一个在厨房里洗衣服，我倒在里屋的床上无所事 事，渐渐地打起了嗑睡，朦朦胧胧之中，我似乎听到杨姨悦耳的嗓音：“哎哟。 谁在家呢？哦，老张，就你自己啊，她，
什么去啦？”
“嘿嘿，”看见杨姨走进房门，爸爸立刻放下脏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