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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教

死了的人又怎么办呢?请一班和尚来,念几卷经,便可以超度死者了。念经自

然也是“名教”的重要方法。符是文字,经是文字,都有不可思议的神力。

死了人,要“主”。把神主牌写好,把那“主”字上头的一空着,请一位

乡绅来主。把一只雄鸡头上的鸡冠切破,那位赵乡绅把朱笔蘸饱了鸡冠血,上

“主”字。从此死者灵魂遂凭依在神主牌上了。

吊丧须用挽联,贺婚贺寿须用贺联;讲究的送幛子,更讲究的送祭文寿序。都

是文字,都是“名教”的一部分。

豆腐店的老板梦想发大财,也有法子。请村口王老师写副门联:“生意兴隆通

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这也可以过发财的瘾了。

赵乡绅也有他的梦想,所以他也写副门联:“总集福荫,备致嘉祥。”

王老师虽是不通,虽是下流,但他也得写一副门联:“文章华国,忠孝传家。”

豆腐店老板心里还不很满足,又去请王老师替他写一个大红春帖:“对我生财”,

贴在对面墙上,于是他的宝号就发财的样子十足了。

王老师去年的家运不大好,所以他今年元旦起来,拜了天地,洗净手,拿起笔

来,写个红帖子,“戊辰发笔,添丁进财。”他今年一定时运大来了。

父母祖先的名字是要避讳的。古时候,父名晋,儿子不得应进士考试。现在宽

的多了,但避讳的风俗还存在一般社会里。皇帝的名字现在不避讳了。但孙中山死

后,“中山”尽管可用作学校地方或货品的名称,“孙文”便很少人用了;忠实同

志都应该称他为“先总理”。

南京有一个大学,为了改校名,闹了好几次大风潮,有一次竟把校名牌子抬了

送到大学院去。

北京下来之后,名教的信徒又大忙了。北京已改做“北平”了;今天又有人

议改南京做“中京”了。还有人郑重提议“故宫博物院”应该改作“废宫博物院”。

将来这样大改革的事业正多呢。

前不多时,南京的《京报附刊》的画报上有一张照片,标题是“军事委员会政

治训练部宣传处艺术科写标语之忙碌”。

图上是五六个中山装的青年忙着写标语;桌上,椅背上,地板上,满铺着写好

了的标语,有大字,有小字,有长句,有短句。

这不过是“写”的一部分工作;还有拟标语的,有讨论审定标语的,还有贴标

语的。

五月初济南事件发生以后,我时时往来淞沪铁路上,每一次四十分钟的旅行所

见的标语总在一千张以上;出标语的机关至少总在七八十个以上。有写着“枪毙田

中义一”的,有写着“活埋田中义一”的,有写着“杀尽矮贼”而把“矮贼”两字

倒转来写,如报纸上寻人广告倒写的“人”字一样。

人”字倒写,人就会回来了:“矮贼”倒写,矮贼也就算打倒了。

现在我们中国已成了口号标语的世界。有人说,这是从苏俄学来的法子。这是

很冤枉的。我前年在莫斯科住了三天,就没有看见墙上有一张标语。标语是道地的

国货,是“名教”国家的祖传法宝。

试问墙上贴一张“打倒帝国主义”,同墙上贴一张“对我生财”或“抬头见喜”,

有什么分别?是不是一个师父传授的衣钵?

试问墙上贴一张“活埋田中义一”同小孩子贴一张“雷打王阿毛”,有什么分

别?是不是一个师父传授的法宝?

试问“打倒唐生智”“打倒汪精卫”,同王阿毛贴的“阿发黄病打死”,有什

么分别?

王阿毛尽够做老师了,何须远学莫斯科呢?

自然,在党国领袖的心目中,口号标语是一种宣传的方法,政治的武器。但在

中小学生的心里,在第九十九师十五 连第三排的政治部人员的心里,口号标语便

不过是一种出气泄愤的法子罢了。如果“打倒帝国主义”是标语,那么,第十区的

第七小学为什么不可贴“杀尽矮贼”的标语呢?如果“打倒汪精卫”是正当的标语,

那么“活埋田中义一”为什么不是正当的标语呢?

如果多贴几张“打倒汪精卫”可以有效果,那么,你何以见得多贴几张“活埋

田中义一”不会使田中义一打个寒噤呢?

故从历史考据的眼光看来,口号标语正是“名教”的正传嫡派。因为在绝大多

人的心里,墙上贴一张“国民政府是为全民谋幸福的政府”正等于门上写一条

“姜太公在此”,有灵则两者都应该有灵,无效则两者同为废纸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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